文化人骂人，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围观群众

文化名人对骂，自古以来历史悠久，比如鲁迅痛骂刘师培及其打算主编的《国粹丛编》为“放屁”

五四其间林纾写小说《荆生》《妖梦》影射北京大学和踩远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以“禽兽自语”、为“五伦之禽兽”，后引发了鲁迅屡次发表评论对其进行刻薄的讽刺挖苦，后干脆称林纾为“禽男”。

相对比较，余秀华那哪能叫骂人？

那甚至就是比较“文雅”了。

引战，一向是文化人乐意去做的，尤其是名气越大，越激烈，战场的围观人群越密集，越能说明一件事，要火要爆，要有知名度，而那些摇旗助威、呐喊击鼓的，都是要一场京戏中的小龙套，感谢龙套，感谢各种激化矛盾的看客们。

一、并不认为文如其人

徐志摩，诗歌极尽浪漫，而本身却是抛妻弃子，却又落得个凄凉下场。

郭沫若，诗歌之领袖，文化之先驱，私生活乱七八遭，政治立场不坚定。

……每个文人又不是要做圣人，为什么要封道德称号？

余秀华有诗心，这个难以否认，但这颗诗心如果落了俗套，那恐怕早不足矣支持她离婚、昂头，重新做一个“人”了。

打着道德的大棒想摧毁她，在这样一个斗士来看，都是可笑的。

二、诗歌可以抒情，未必一定要升华吧

写文章的结尾是要讲究升华，升华到家国恨、民族情，当然，也可以升华到汪曾祺那样，如一幅山水画般的悠远与唯美，不吝于小资的情怀，我只管岁月静好，哪管外面硝烟弥漫，那不也是人类的一种希望与向往？

时常看某些文章，无论如何写，都脱不了一股子乡土气，中国地大物博，难道就一定不能脱离开土地来写文章？

清新、美好的小事物，小茶点，小情怀，小确幸，就不值得高歌，尤其是在疫情之下，人们更需要的是稳定，哪怕是打炮，敢做不敢于直面吗？

这一点其实倒满佩服余秀华的，说出了许多女人就在喉咙口却无法吐出的真言。

那些说这说那的人，无外乎出于一种酸腐之情，我做不到，一个脑瘫的女子做到了，凭什么？于是脏水臭袜子，皆尽可以往她身上泼，但她不是玫瑰花，她是一颗泼实生长的荆棘子。

她无法借自己的外貌得宠，本来女作家就不美好，都是 思想和怪兽的合体，她并未出卖自己的弱处，大家于是有了一种借口可以公然批评一个残疾者。

但她诗心不死，永远能够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就为落井下石竖起一道天然屏障。

最后，文化人的争吵不会少，也不会轻易罢休，但是人身攻击并不好看，围观者请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