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毛主席找宋庆龄借了5万美元以解红军之危，宋庆龄直接卖房筹钱，把5万美元汇给了党中央，没过多久，周总理竟把宋庆龄给钱一事告知了宋子文。
陕北高原，红军三大主力刚完成会师，全军上下却只剩一千多块大洋。
战士们穿着单衣围篝火，煮着能照见人影的小米汤，连毛主席写电文的纸都是从烟盒上撕下来的。
药品耗尽、冬装短缺，冻伤减员比战斗伤亡更甚。
毛主席深知，若再无外援，这支刚从围追堵截中突围的队伍，可能熬不过陕北的寒冬。
他在窑洞里踱步，最终提笔给上海宋庆龄写了封信。
“红军到了山穷水尽处，需五万美元救命”。
作为孙中山夫人，她在国民党内仍有威望，且与我党渊源深厚。
毛主席以为，这笔钱可由宋庆龄向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弟弟宋子文周转。
毕竟宋子文掌控全国财政，调拨五万美元并非难事。
信寄出后，毛泽东等待着“好消息”，却不知这封信将把宋庆龄推入一场“倾家荡产”的抉择。
宋庆龄读完信，沉默了很久。
她比谁都清楚，找宋子文借钱等于自投罗网。
1927年清党后，她公开与蒋介石决裂，与“蒋派”亲信宋子文的往来早已名存实亡。
若开口借五万美元给共产党，次日戴笠的特务就能把她的房子围成铁桶。
但她更明白，毛泽东从不轻易开口。
五万美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
当时约合十九万法币，相当于一个中等县政府全年开支，普通家庭十辈子攒不来。
红军开口要这个数，说明真的到了生死边缘。
她想起孙中山“联俄联共”的遗训，想起自己1931年秘密加入共产党的誓言。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刻的她，怎能袖手旁观？
她把全部积蓄掏了出来，包括孙中山逝世后国民政府发放的抚恤金，一分不留。
钱还不够，她将莫利爱路寓所抵押给汇丰银行。
典押行老板认出是孙夫人产业，既想做这笔生意，又怕得罪南京方面，磨蹭三天才敢签字。
她还变卖了首饰和珍贵藏书，终于在两个月内凑齐五万美元。
汇款时，她轻描淡写：“款项已妥，望速用于抗日。”
至于钱从何而来，她一个字未提。
陕北收到汇款时，正是粮荒最凶的时候。
毛泽东拿着汇款单对周恩来讲：“孙夫人真是雪中送炭。”
这笔钱立刻变成三千斤小米、五百套棉衣、两箱药品和一批银元，红军挺过了那个要命的冬天。
没人知道这钱背后的故事，连毛泽东自己都以为，这笔钱是从宋子文那儿周转来的。
直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到西安谈判，见到宋子文。
谈判桌上，宋子文突然问：“恩来先生，我二姐最近是不是把莫利爱路的房子典出去了？”
周恩来没绕弯子：“宋部长，那笔钱现在在陕北。毛主席写信求助，孙夫人把孙中山先生的抚恤金全取了，不够，又典了房子，凑够五万美金汇到了党中央。”
宋子文盯着周恩来：“她怎么不找我？我是中国银行董事长，调笔钱不是难事！她跟我置气，也不能拿自己的住处开玩笑。”
周恩来平静陈述：“孙夫人特意交代，不能让你知道，怕你为难。但我想，这事应该让你清楚。”
宋子文当天就驱车到莫利爱路，远远看见老房子门口挂着中介牌子。
他没进去，绕着房子走了两圈，想起小时候和二姐追逐打闹的光景。
回到办公室，他扣下孔祥熙刚批的特别经费，悄悄托人跟典押行打招呼。
宽限还款期限，不许上门催债。
这笔钱的秘密，宋庆龄守了34年。
直到1969年潘汉年事件调查，当年的汇款记录被翻出，毛泽东才知道，那五万美元根本不是借来的，是宋庆龄用自己和丈夫的家底换来的。
1970年代，毛泽东让人给宋庆龄捎去一筐红枣，附信说：“先生之德，我党永记。”
历史没有如果，但我们知道，莫利爱路那栋房子最终被赎回了，宋庆龄直到去世，都没向党中央讨过一分钱的债。
她用行动诠释：“有些债，是还不清的；而信任，从来不需要借条。”
这笔五万美元，不仅救了红军的命，更照见一个民族的脊梁。
当国家危亡之际，总有人愿意“倾其所有”，用行动书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