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不写诗,可你的生活不能没有诗意;
你可以不搞文学,可你不能没有文学情思。
有文学情思的人,在梧桐花落的时候,看到的是一首诗。”
——林少华教授
高中的时候因为同样喜欢文字,结交了一群很要好的朋友。上大学后在参加一个八对八面试的时候,我一脸懵地看着几个的同学站起来极认真地说着“热爱文学”这样的字眼,内心竟不是找到同道中人的惊喜,而是满满的惶恐和自我质疑。
林夕说若只是喜欢何必夸张成爱。我并非质疑他们对于文学的热爱,我只是在想,什么样的一种喜欢,能够配的起称为热爱?我可能是自卑了,因为自问没有如此高的体悟。
林教授的讲座七点开始,我六点到的时候,位置已经被占满。尽管这个讲座是有生之年我唯一一个在地上坐了近三个小时饿着肚子听完的讲座,我依旧很庆幸,有点喜出望外,这是一场精神盛宴。虽然一直很喜欢日本文化本质上所宣扬的小确幸,但不知为何日本文学我看得不多,一直自诩内心不够轻柔。所以当林教授直言不要看太多日本文学,因为越读日本文学人越小时,我有一点小雀跃,当内心一种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价值观被别人直言不讳地说出时,正是这种感觉。
村上在《舞!舞!舞!》中说的“要学会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不准情绪化,不准偷偷想念,不准回头看”安慰过我对离别的无法释怀;他在《挪威的森林》里让我相信我也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相逢的人会再相逢;他在《奇鸟行状录》中让我体悟到至少自己有值得等待值得寻求的东西……我以为这是一次在村上的作品中交流共鸣、为之陪跑诺贝尔文学奖抱不平的讲座,然而耿直的林教授竟然真的一点点剖析每一年村上与诺奖擦肩的原因……
我从一开始内心的抗拒,到后来一点点的反思,最后才知道教授这场讲座的良苦用心。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并没有简单的善恶绝对分明的二元论,善恶不是静止固定的,而是不断变换场所立场的东西,一个善在下一瞬间就可能转化为恶,反之亦然。林教授以村上的“高墙鸡蛋论”为引,指出村上与莫言当年的诺奖之争是由于村上的作品批判性不够,并未如他所讲的总是站在鸡蛋那一面,村上提出的本源恶,即每个人心中都有黑暗的地下城殿,都有犯罪的DNA,换句话说,高墙等于恶错误,鸡蛋等于善正确,这种简单明了的构图在他的作品中并不存在。而较之而言,莫言的作品则是活生生的中国的一段苦难史。我并不能全然理解林教授的论调,但却不得不承认他所说的,善恶依然是可以有绝对的,如纳粹如南京大屠杀即为绝对的恶,我们不应颠覆善恶的界限。
在分析村上和门罗的作品区别时,为论述村上作品中稍欠火候的本土性时,林教授还以日本第一位诺奖得主川端康成的作品作比,川端对日本人心灵表现大多是通过对自然风景和日本人特有的生活道具的赞美性描写实现的,他的小说总是充满典型的日本符号,如富士山、庭园、樱花、茶道、和服、清酒等等。同样的,门罗以加拿大南部乡村为基础构筑她的小说世界,也展示着本土地域文化的独特性。而村上在《挪威的森林》中这样写道,在我眼里,春月里的樱花宛如从开裂的皮肤中鼓胀出来的烂肉。
这个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荒诞性,偶然性和荒谬性。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歌手鲍勃迪伦,要命的是鲍勃迪伦还义正言辞地拒绝了。我们以近乎戏谑的口吻谈论这件事,至此,林教授才道出了整个讲座真正的核心,并非批判村上,批判诺奖。相反的,村上实在是一个很伟大的作家,他毕竟教会了我们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如何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荒野中搭建一座小而坚固的帐篷,其作品中无所不在的主体性对于现代公民意识、公民社会的形成会有促进作用。只有意识到包括他人在内的个体灵魂的尊贵,并承担作为个体的责任而不是一味怨天尤人,这样的人才会是现代公民,由这样的人构成的社会才有可能成为公民社会。
世界上有无数种文字的组合形式,但是文无第一。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诺贝尔文学奖评审标准就一句话——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杰出文学作品。一百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大体授予了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张扬人的价值和美好的作品,对人类价值的深深关怀、对人类缺陷的深深忧虑、对人类生活的苦苦探究,是多数获奖作家的共同追求。
曾经三行情诗走红,而鸡汤文能给你力量它就不廉价,有些人一生献给一部小说,有些人几大本厚厚的日记只给自己看……无论是否热爱文学,对文字最起码的尊重是学会尊重每一种文字组合的形式。或许,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不在于选出最佳,而是将日渐边缘化的文学置于人们的目光下,让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浸染下的心灵得到修复,走上回家的路。
林教授曾对牵牛花发呆五分钟之久——牵牛花为什么是这个形状的?
他说:肯定有人说,因为基因啊!
可是基因又是什么?
基因得不到回答,可是文学可以。
作者:何纯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