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的中国，就像一艘在狂风巨浪中摇摇欲坠的破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清政府接连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割地赔款、主权尽失。国内百姓在苛捐杂税下艰难求生，田园荒芜，市井萧条。就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一位湖南汉子挺身而出，用生命谱写了一曲震撼人心的改革壮歌，他就是谭嗣同。
1865年，谭嗣同出生在北京，父亲谭继洵是清末湖北巡抚。这样的家庭条件，让他从小就有机会饱读经书。但谭嗣同可不是只知道埋头读书的“书呆子”，他还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少年时期就胸怀大志。有一回，他到古战场井陉关游览，站在这片韩信曾出奇兵大败赵军的土地上，望着祖国的大好河山，怀古之情涌上心头，爱国壮志激荡胸中，当即写下“平生慷慨悲歌士，今日驱车燕赵间。无限苍茫怀古意，题诗独上进陉关”这样铿锵有力的诗篇。
青年时代的谭嗣同，用10年时间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一路向北，到过新疆；一路向南，抵达台湾。可这一路看到的，不是想象中的盛世图景，而是大地悲歌、百姓呻吟。官府横征暴敛，把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1895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大片国土被割让，巨额赔款压得国人喘不过气。谭嗣同忧愤交加，含泪写下：“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字字泣血，道尽了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切担忧。
看着千疮百孔的祖国，谭嗣同日夜思索：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思来想去，他认定向西方学习、变法改革才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在北京，他结识了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两人一见如故，聊起救国之策更是观点一致，很快成了莫逆之交。回到湖南后，谭嗣同积极宣传科学，他的想法得到了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的赏识，毕竟这两人也一心想着变法维新。不久，谭嗣同担任南学会学长，每次演讲，他都慷慨激昂，观点新颖、言辞犀利，把道理讲得明明白白，听众们听得热血沸腾，场场爆满。
1898年，光绪皇帝决心变法，谭嗣同奉召进京。出发前，好友唐才常为他饯行，两人心里都清楚，变法之路必定荆棘丛生，前途未卜。谭嗣同对妻子李闰说，此番进京，生死难料，但他早已把荣华富贵、生死存亡抛在脑后，只愿为变法图强、国家昌盛拼尽全力，哪怕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到了北京，光绪皇帝召见谭嗣同，还破格赏赐他四品卿衔，让他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那段时间，谭嗣同日夜围绕在皇帝身边，忙着处理奏折，推进变法事宜。可他们不知道，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逼近。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保守派，对变法恨之入骨，日夜谋划着如何扳倒维新派。
形势急转直下，光绪皇帝得到消息，慌了神，接连下了两道密诏，让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赶紧想办法。危急时刻，谭嗣同想到了手握兵权的袁世凯，冒险前去寻求帮助。狡猾的袁世凯当面说得好听：“‘圣主’是我们大家共同拥戴的君主，你我同受皇上特殊的恩宠，救护皇上的责任并非只在你一人，也是我的责任。你有什么吩咐，我愿洗耳恭听，万死不辞！”谭嗣同信以为真，却不知袁世凯心里早有盘算。袁世凯深知慈禧势力庞大，为了自己的野心，转头就把机密全部告诉了荣禄。荣禄又赶紧报告给慈禧，慈禧得知后，气得暴跳如雷。
慈禧连夜赶回北京，冲进宫廷，抄了皇帝住处，把文件搜刮一空，紧接着就对维新派展开了疯狂抓捕。一夜之间，北京城人心惶惶，维新派要么被捕，要么逃亡。谭嗣同却没有急着逃命，他先回住处收拾东西，把多年来写的诗文稿件、来往书信装满一箱，送到梁启超藏身的日本使馆。他对梁启超说：“我们想救皇上，没救成。现在事已至此，你快逃去日本，只要你把这箱东西带走，我就没什么牵挂了！”梁启超劝他一起走，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谭嗣同却摇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他希望梁启超能活下去，为未来的变革努力，而自己则选择以死报答光绪皇帝。
侠肝义胆的王五，也是谭嗣同多年的好友和武术老师，找上门来要护送他逃走。谭嗣同红着眼眶，解下随身佩戴的“凤矩”宝剑，递给王五：“你我多年交情，这剑就当是个纪念。”之后，还有不少人来劝他，但都被他一一拒绝。谭嗣同态度坚决：“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铁了心要用自己的死，唤醒更多有志之士。
那一天，古老的北京城风沙漫天，阴沉昏暗。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上，六根木柱矗立。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康广仁、杨深秀六位爱国志士被绑在木柱上。行刑前，他们面不改色，眼神坚定。只听谭嗣同高声呐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声音，穿透风沙，回荡在京城上空，上万围观百姓忍不住潸然泪下。
谭嗣同牺牲后，大刀王五（也有说法是老管家刘凤池）为他收尸。第二年，他的骨骸被运回湖南浏阳，葬在城外石山下。后人在他墓前的华表上刻下对联：“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以此缅怀这位视死如归的维新先驱，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来人继续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