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日本文化断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并且受到了很多人的推崇，尤其是日本的早期教育。如《窗边的小豆豆》中黑柳彻子曾提到：日本的小学，会让每个孩子受到不同方面的发展，尽可能避免竞争，而让每个人开心而自信地毕业。类似的作品有很多，大多指日本是怎么呵护每个孩子的成长。在很多学校的广告语、微信营销号的口水文里也经常能看出对这种教育方式的推崇，和中式小学给人的“竞争”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课上推荐的书单中有一篇描写日本文化的《菊与刀》，闲暇时把这本书读了一下。曾经自己也很向往日本文化中的儿童教育，但是从来没想过为什么他们会以这种形式。《菊与刀》这本书对日本的民族精神进行了剖析，最后提到了由这些思想影响着的教育方式。全书看完，我才发现被新一代家长推崇的教育方式背后，竟然蕴藏着危机。
先从道德根基说起，因为这是决定教育方式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的道德建立在耻感文化上，真正的耻感文化是依靠外部约束来行善的，而与之对应的西方的罪感文化则是靠内心的知罪来行善的。在日本，一个人只有得到其他集团的承认，才能得到本集团的支持。如果外人不赞成或者指责他，如果他不能说服其他集团的人收回责难，本集团的人也会反对他、惩罚他。换句话说，日本人把融入社会作为坚决的目标，否则家庭也不会是坚实的后盾，这也是为什么在日本等级制度如此盛行，因为确切的制度让他们觉得安全。日本人对竞争异常敏感，仿佛竞争就是对自己的侵犯。为了维护名誉的道义，他们会把把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与入侵者的关系上，而不再关注手头的工作。而在美国人和很多中国人眼中，竞争是积极的，因为它激发了每个参与竞争者的潜能。在日本，学生向老师提问时，即使老师不知道，也要装作知道的样子，因为他追求的是本领域的社会地位，这种名誉比生命还要重要。研究者认为，日本男人的行为矛盾，是因为日本儿童教育中出现了断层。他们永远记得童年是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简直是神，可以为所欲为，可以随意发脾气，似乎一切欲望都能得到满足。这种记忆虽然渐渐恍惚，但潜意识里还一直都在。在儿童时期，他们接受了非常“个性化”的教育，避免了竞争。一旦长大，忽然暴露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就会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如果多个人为一件事竞争，他们会为自己的社会角色而担心，害怕失去用来融入社会的正当身份。加之日本人对名誉的过分重视，会让他们有极大的心理压力，又因为害怕被外界指责而不敢反抗。小时候处在竞争环境有输有赢，赢了会增加自信，输了只要适当引导，小孩子也能很快调整心态面对下一次挑战。谨小慎微害怕丢失工作，在上司的羞辱中选择屈从。日本公司那些阶级和歧视，上级对下级的严苛惩罚，害怕被否定，无不与童年时被“过于呵护”有关。从某种角度看，力求每个人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也是一种对竞争的逃避。日本的教育思想和美国的思想之别，关键在于是否鼓励竞争。让孩子自己选择方向，尊重孩子的想法但鼓励他们勇敢面对挑战和竞争，争取做到最好，这是美国的早期教育。老师刻意把孩子分开，避免学生发生正面竞争，让孩子快速在自己的领域里树立“名誉”并传达给他维护名誉的观念，这是日本的早期教育。这种看似温柔的关怀却让很多人失去了在竞争中认识自我和培养自信的机会。
不论是中国人、美国人还是日本人，人生轨迹都是要确保人们能够在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充分融入本国的文化。美国是通过让青壮年自由选择来参与文化，日本则是最大限度地约束个人来使他们融入日本文化。在日本，自重的人的生活准则不是明辨“善”“恶”，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为了不让世人“失望”，他们可以牺牲掉个人要求。这其实无可厚非，关键在于要做到何种程度。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群体对人的影响。
大多数人无法离开群体。无论构成一个群体的人是谁，一旦形成了一个群体，他们就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从而使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都趋向一致，并且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截然不同。虽然群体一直在认知上低于独立的个体，但是从感情和激起的行为方面来看，群体也可能比个人表现的更美好或者更糟糕，这取决于环境和群体领袖的引导。曾经红极一时的网络热词，“神马都是浮云”等，现在想来这些词语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当时人们都在说，由于群体有很强的传染性，即使是为独立个体所不屑的关注点，也会作为社交货币而广泛传播。互联网时代，信息的快速传播减少了民众思考的时间，互相不认识的人在互联网形成了新的圈子，也是一个数量庞大的心理群体。个人的冲动、不理性、缺乏判断力和缺乏批判精神会在群里的掩护中被放大，情感也是以夸张的形式爆发式、咆哮式呈现。
以最近火爆的罗一笑事件为例，开始朋友圈转发关怀罗一笑小朋友看起来是一次新型的众筹，不过有一些营销的嫌疑。但是当罗尔信息被曝光，舆论立刻转向180°。无论有没有真的去转发和打赏捐款，所有的围观群众似乎都被赋予了谩骂和指责罗尔的权利。不知是谁爆出的罗尔的三套房，报社的工作，甚至是婚姻中一些出轨事件。扒下好人的面具，树立一个承担道德败坏之名的靶子，似乎更容易快速激发群众的情绪。尽管这件事涉嫌P2P营销，这件事在原文也说的很清楚，即转发一次小铜人公司捐款一元。这件事情经过网络发酵，最后失控，这应该也使他们始料未及的。在一篇分析这次事件的文章里，作者提出一个问题“发起众筹的边界在哪里？”在一个“完全花不起”和“完全花得起”中间的案例——“勉强花得起”。如果众筹，病治好了，当事人生活还是一样，很多人生活稍微降低一点；如果不众筹，病治好了，当事人一贫如洗，大家的生活并没有变化。那么这家人应不应该发起众筹？根据微博热点分析官微显示，人们在指责罗尔时，关键点在于他在深圳有三套房却不卖，而没有人关心他两套房还没有房产证无法进行买卖。大家关注罗一笑参加医保的报销费用，有人爆料花费仅两万左右，没人听他解释说这只是罗一笑住进重症监护室之前的花费。据南方都市报报道，11月23日，罗一笑病危，住进重症监护室。每天上万的花费让罗尔第一次感到了恐慌。经过反复思考，他选择了网络筹款方式，和老友商量后决定发文，流量为了公司，赞赏和捐款归笑笑。负面消息压倒正面消息只需要一瞬间，被负面指控的人想要再解释却没有人再去听。相关新闻评论已经一边倒变成了“诈骗”“非法集资”这些极度负面的词。面对公众和媒体质疑，他们显得手足无措，罗尔和妻子在接受采访时流泪表示“现在所有人都关注我是不是骗子，但没人关心我女儿”“我们真的不是诈捐”，但是他们连戴口罩倒要被指不敢见人。
互联网群体信息传播太快，想要玩点新的弄不好就会身败名裂。这不是互联网的罪，是群体本身的行为性质决定的，互联网只是加快了影响的速度。
回到最初的话题，日本人的自尊体系中，为了迎合世人的“期望”，不让世人“失望”而牺牲掉个人要求，其实就是强迫自己融入群体的过程。这就意味着选择了顺从群体的决定。他们幼时被剥夺了竞争的权利，由于缺乏适应竞争的时间，成年后又陷入逃避和在压抑中怀念幼时关怀的心理困境。虽然说群体并不比独立的个体聪明，但顺应总是不会出错的，出错也是大家一起，那么错也不是错了。在适应群体和坚持个性的着重上，东西方有着不同的比例。我们终究都是要“顺应”这个社会，但是不同的社会性质下需要的人是不一样的，顺应的方式和开始顺应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不能统一而论。了解了一个模式的潜在原因，再来看类似的文化风潮也会学着更客观，这也是我们在吸收外界文化时所要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