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曾对非洲朋友说：“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选自《毛泽东主席接见非洲朋友的谈话》，发表于1963年8月9日《人民日报》）
非洲作为一个拥有50多个国家、资源丰富的大洲，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都有其独特的作用，不容世界上有抱负的国家对其有所忽视。
因此，国际社会存在着一些与非洲的对话机制或平台，如英国通过英联邦保持同非洲英语国家的特殊关系，并借助欧盟同非洲各区域组织建立了多层次、多领域的磋商合作机制：法国则依靠法非首脑会议及法语国家首脑会议的机制密切与非洲法语国家的关系；日本建立了“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这些情况促使中国进一步思考如何更加密切中非关系。
新世纪以来，法非首脑会议、美非经贸合坛、美非商会、亚非峰会、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韩非峰会、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尼日利亚和巴西共同主办的南美-非洲峰会、欧非峰会、印度非洲高峰论坛、土耳其非洲峰会等重要会议相继举行。非洲领导人接受各方邀请出席会议，忙得不亦乐乎。
因此，非洲从20世纪濒于边缘化到进入新世纪后成为各方关注的中心。这种景象在非洲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非洲国际战略地位的大幅提升与中国因素所起的作用不能说毫无关系。非盟委员会主席让·平认为，各国与非洲举行峰会“使非洲的伙伴多样化，并从中获得最大的好处”。
可以预见，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各方还会进一步调整各自的对非战略，加强同非洲的合作。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非洲还能取得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不能否认这是中非经贸合作为非洲带来的机遇。中国在非洲国家兴建的境外经济合作区促进了中国在非洲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同时也引起国际社会从经济上更重视非洲，有更多的投资。
另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的报告显示，美国对非出口额在过去10年间翻了3番，目前达211亿美元。2012年8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非就有一个庞大的美国贸易代表团陪伴。显然，西方在非洲与中国竞争会给非洲带来投资，客观上对非洲发展有利。
尼日尔总统穆罕默杜·伊素福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表示，中尼双方已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展的合作是平等、共赢的。就其他非洲国家而言，情况也相同。
他还批驳了一些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在非洲实施“新殖民主义”的谬论。他明确表示，就其本人所知，中国在尼日尔并未实行“殖民”，中国在非洲活动不带有任何“新殖民主义”色彩。
他特别强调，据其了解，中国开展对非合作建立于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中国实施该原则就肯定不会称霸，也不会殖民。就我所知，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也没有任何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色彩。”
除此之外，联合国成立“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联络办公室，支持非盟实施这一计划；美国修订相关法律，进一步扩大非洲产品对美市场的准入；八国集团通过《非洲行动计划实施报告》，承诺增加对非援助；英国倡导“非洲委员会”。
因此，非洲从20世纪濒于边缘化到进入新世纪后成为各方关注的中心。这种景象在非洲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赞比亚学者、世界银行前高级经济顾问丹比萨·莫约（DambisaMoyo）女士在其专著《援助的死亡》（Dead Aid）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章“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对非洲来说是个极大的机会，因为非洲有中国急需的，而中国有非洲想要的。中非合作是一种双赢。
近年来，中非间经贸关系持续快速发展，2011年中非双边贸易总额达到1663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达16倍之多。目前在非中资企业超过2000家，覆盖50个非洲国家，涉及诸多行业和领域。
与此同时，非洲对华投资也增长迅速。尽管国际金融危机令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中非间的经资在此仍保持着逆势增长的强劲势头。有的学者指出，中非产业结构有较强的互补性，双方经贸交往可以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一直强调，非洲拥有丰富的资源，中国愿意帮助非洲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现在有的国家已实现了这种优势转型，例如安哥拉发展优势非常显著，正当欧洲深陷金融危机、困难重重之际，不少欧洲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民众纷纷移民到安哥拉谋生，世界移民的流动方向倒了一个个儿。面对现实，老欧洲不得不承认非洲的崛起。
中国与非洲国家在资源领域进行合作，总是首先帮助资源国建设基础设施。中国不同于西方公司的做法，符合资源国切身利益和诉求，切实体现了双赢互利的效果，在非洲地区被广泛接受。
因此现在非洲国家都非常愿意与中方共同落实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合作规划，特别是希望加强在农业、卫生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都愿尽最大努力以推进与中国的密切合作。由于双方相互配合默契，因此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出成果，从而更加增强了与中国合作的信心。
中非合作论坛拥有先进的交流机制。佛得角驻华大使儒利奥·德莫赖斯指出，中非合作论坛已经建成三级运转机制：论坛部长级会议每三年举行一届；高官级后续会议及为部长级会议做准备的高官预备会分别在部长级会议前一年及前数日各举行一次；非洲驻华使节与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秘书处每年至少举行两次会议。
此外，2007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中非外长级定期政治对话机制正式启动。德莫赖斯认为，通畅的信息交流成为中非合作论坛成功的根本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