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那如幻的灵光逃到哪儿去了？

那光荣与梦想，如今到哪儿去了？

美国历史作家威廉·曼彻斯特在他的著名一书《光荣与梦想》的扉页上，以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诗句，开始了他对1932—1972年美国40年的发展细节描述。在他的笔下，美国40年的点点滴滴尽现眼前，全书无处不在的历史厚重感和磅礴气势，让那一段久远的历史变得立体而鲜明。

另一段伟大历史就在昨天与身边，1978—2018，中国改革开放40年。197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仅占全球1.8%，当时的中国极其贫穷和微不足道。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到全球14.8%，成为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

《激荡四十年》作者吴晓波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家庭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个巨大变化是如何发生？又怎么解释？

历史学家、汉学家费正清1990年代初，写下了《中国简史》这本书。

在经过50年的阅历和观察后，费正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的发展不是一个冲击反应的结果，而是自身内在的基因变革和发展冲动的结果。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自身的内在性和动力源。

而费正清曾经在1940年代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费正清20多岁，刚刚博士毕业。他认为中国正在发生一场现代化运动。这场现代化运动最基本的特征是中国决定放弃自己所有的传统和制度，并将西方的文明和制度以及语言作为一个对应体。

他认为中国所有的变革是对西方文明不断冲击后作出的反应。在很长时间里，这个冲击反应模式是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现代化的共识。

为什么想法如此相反？

歌德说：思考比了解更有意思，但比不上观察。

园艺作家南茜·罗斯·胡格写过一本书——《怎样观察一颗树》。想要欣赏一棵树的生命力，需要多年内定期去观察它的变化。拿银杏树来说，幼年的银杏树像青春期的男孩，胳膊和腿都乱长，新长出的枝丫大大咧咧地戳向空中，看起来更像个衣帽架。银杏树的生长速度很慢，没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你分辨不出那一颗是雄树，哪一颗是雌树，只有老树才会长出圆润的树冠。

何帆在《变量》的前言写到，我会像观察一棵树一样细致地观察中国的变化。通过观察嫩芽与新枝，并不断把目光拉回母体，我们才能更好地感知中国这颗大树的生命力。

有时候，我们站着离历史太近，容易把局部的细节看成整体，把短暂的波动看成长久的趋势，容易忽视正在萌芽的微小变量。

这也许就是费正清在50年后，推翻自己年轻时的观点的原因。

“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吴晓波这样比喻刚刚经历的40年。

但对待过去的40年，我们看到的不应该只是生长和升腾，而是生长和升腾背后的发展序列和内生逻辑。只有这样的历史感，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命运以及自己所处的时代。

0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振兴美国经济，提出了“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口号。但他自己却把工厂设在中国，连竞选宣传品都是在中国义乌生产的。

义务老板曾经比国际政治学者更准确地预测出2016特朗普会当选美国总统，因为他们拿到的支持特朗普的旗子订单是支持希拉里的旗子订单的10倍。

当记者问他为什么如何分裂时，他诚实地回答“我可是个商人！”

商人就应该如此“分裂”吗？显然不是。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企业家有了自己的身份。在1978年以前，中国没有一个私营企业。到2018年，这个数字是2000万。这是中国特色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

大部分的人理解是，这是一群热爱金钱的人，但是当企业做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企业家所赚的每一分钱其实跟自己日常消费已经没有关系。

他们在相当的意义上承担着社会责任，他们解决了几十个、几千个、几万个、几十万个人的就业，这些就业者的背后就是几十万的家庭。（他们）这些不确定的冒险，改变了中国一个一个产业，改变了一个一个城市的面貌。

看来商人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背负着其他人想象不到的一切，这也导致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应对方式应该有着与其他人本质的不同。

以中国的第一个商人王亥为例。王亥生在夏朝中期，距今3800多年。他和儿子上甲微是先商时期“让商族变得伟大”的关键人物。

王亥因此被学者称为“中国畜牧业的创始人”。在王亥那个时代，他对牛的驯养和牛车的发明，也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在发明牛车之后，王亥遂经常率领部落成员赶着牛车，带着帛、黍、粟以及牛、羊到外部落进行物物交易，“肇牵车牛远服贾”。

因为交易量越来越大，王亥成为当时各个部落的首富。王亥死后，享受到殷商后代给予的最隆重的祭祀。王国维评论说，王亥“祀典之隆”，不只是因为他是先祖，而是因为“其为制作之圣人”。那他也算“中国制造”最早的杰出代表了。

考古学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商的强大是从王亥的商业贸易这场经济革命开始的。王亥活到了50岁左右，然后被一个叫绵臣的人，杀了。

媒体人秦朔对此评论到，遥想3800多年前，一个敏感机智的发明家，一个跨境贸易的拓荒者，看到了他开辟一个时代的气度和气象；与此同时，欲望的缠绕，利益的冲突，政治的威胁，兄弟的图谋，这一切都可以杀死他，让他死的如此惨烈和卑微。这不就是中国商人的宿命吗？！他们从诞生的第一天起，从始祖开始，就埋下了永远要接受多元考验、挑战无止境、没有谁能保你平安的宿命。

历史深处的声音又告诉和启示今天的中国商人，无论你多么成功，都需要多一点夹缝思维，多一点忧患思维，多一点谦卑思维，多一点文明思维，深刻意识到自我的限定性，所处环境的限定性，从而少一点骄妄，多一些归潜。

03

如果从更深层次去理解中国商人的命运，薛兆丰在《薛兆丰经济学讲义》一书中写到，你会发现人类面临着四大基本约束：东西不够，生命有限，互相依赖，需要协调。

要想摆脱这些约束，你的思维方式首先要摆脱束缚。它助你变得更理性、悦纳和进取。你开始学会把愿望和结果分开来评判；你开始学会先去探究现象背后的原因，而不是动不动就抱怨和指责；你开始忘记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均衡世界，而着迷于由创新精神牵引的非均衡的开放社会。

然后，总有一片天地属于你，那是自然之大道，大道之自然。

中国商人或者企业家对道的强调，是自我启蒙的开始和强化。

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

现在企业家追求的道，是使自己成为“德”、“智”、“情”三位一体的商人。

孔子在《论语》中，曾三次将“知（智）”、“仁”、“勇”三种美德视为构成君子人格的三要素。《论语·子罕》篇指出：君子“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君子只有具备“智”、“仁”、“勇”三达德，才能逐步达到“不惑”、“不忧”、“不惧”的精神境界。而这正是儒家君子人格所追求的完美的人生理想境界。

“德”、“智”、“情”是现代商人理想人格完整的架构体系，缺一不可。三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整体，彼此既不能相互代替，也不能将它们等同起来。只有将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现代儒商人格。

儒家的“三达德”思想，不仅为建构现代儒商提供了理论架构，而且为现代儒商人格的塑造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塑造现代儒商人格中，既不能将中国古代儒家的“三达德”思想原封不动搬过来，也不能将其视为无用之物，弃之不管。

从“德、智、情”三位一体的角度，有人提出在21世纪儒商应具备12种意识，即新的视野，新的思想，新的知识结构，新的能力，新的思维，新的风貌，经济意识，市场意识，科技意识，开创意识，风险意识和进取意识。

也有人提出21世纪的儒商应具备10种素质，即信念与追求，权力与服务，改革与继承，超前与务实，通才与专才，顺境与逆境，实践与总结，理解与尊重，能力与魅力，愿望与体质。

对此，马云的理解是：商有五商，情商、智商、爱商、责任担当之商和政商。“从东方的智慧（儒家、道家、佛家，讲究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心的和谐）、西方的运作、世界的大市场中，可以找出一套属于中国自己未来企业发展的治理理念”。

关键是，从道出发，回归自己，自我思考，自我启蒙。

在增长40年之后，始于中国企业家的下一个“光荣与梦想”在哪里？

21世纪最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伴随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民族和伟大的事业，需要回归到一种“崇实”的价值观，需要回到“人”本身，回到“实”本身。

中国“实”不仅在于经世致用的“实”，也在于商以载道的“仕”，让不确定中升起“实”的秩序，让企业人人升华为思想家。

这是一个自我启蒙的过程，也是一个通过自我启蒙呼唤更多的同道中人集体启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互相学习，我们互相促进，我们共同发展。

04

历史观、思维方式和自我启蒙，是下一个40年的本体论和方法论。

凡事务皆有原因和逻辑，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和制度安排，无一不是为了适应以上四种基本约束而衍生出来的。下一个发展的内涵，在于循着这种约束的内在逻辑，稳扎稳打地前进。

有的经济学家说，未来是不确定的。于是，你相信了。那是因为你只看见了眼前的一切。

薛兆丰认为，好的经济学家，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能够看见看不见的。

经济学家麦克洛斯基说，真正推动近两百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力量是创新，是企业家精神，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是商人节俭、遵守合约、精益求精、服务用户的美德。而这些真正推动经济发展的要素，在传统的经济分析体系里，根本找不到位置。

这就是未来，也是你下一个光荣与梦想的起点和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