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路遥用诗意的智慧和火样的激情雕刻了黄土高原亲切、热情、凝重、质朴、美丽、纯洁的女性群像。社会转型时期城市文明的浸入促使了她们价值观的转变，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她们的性格和处世态度在现实与理想，理性与激情，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砺炼中不断变化，渐趋成熟。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的思想让“城乡交叉地带”[1] （P400）的“贤妻良母”具有了一定的叛逆性。本文以路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从外在形象，性格内蕴，处世态度三方面的变化入手，透视女性在性格和精神的成长历程中自我意识的觉醒及人性向善的美学价值。

      作为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文化人，路遥对自己用生命开辟的“交叉地带”有着异常笃厚的情感，对生活于此的女性更有母亲般的敬意和挚爱，他将这一切凝聚在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与她们同呼吸，共命运，一起在抗争现实命运的斗争中寻觅自我，在执着爱情和理想的追求中茁壮成长。改革初期新旧社会价值体系和文化思想的碰撞与交融，影响着这一地区女性生活和思想的变化，她们具有了新时代的气质和内蕴，在形象、性格、爱情观、人生观的变化发展中都充分体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叛逆性和个性的高涨。女性形象成长历程中展现的向善的人性发展方向，寄托了路遥的情感归宿和创作倾向，使小说主题在哲学的高度和人性的深度上都有了一个伟大的跨越，对现实人生具有永恒的启发意义。

                                                                                    一

       路遥在小说中，基本塑造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社会转型时期，“城乡交叉地带”中国妇女的主要形象，或开放，或传统，或外向，或典雅……如数家珍。 “旧社会，女人不兴出门，母亲又是小脚，只能在家里操磨”[2]（P57），从孙少安奶奶的身上，我们可以了解旧中国女性的形象和生活。她们秉承了“三从四德”，“温良恭俭让”等传统礼教对女性的束缚，而被幻想为女性美的标准的缠足，实质上是女性顺从的象征，这既是对女性自身的残害，也是对其存在价值的忽视，它使“女性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传统道德和男权意识的消费者和牺牲者”[3]。但路遥小说中的新女性则不拘于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在更广阔的领域创造劳动价值，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这一伟大的跨越让她们作为大写的“人”，在新旧社会更替的起跑线上，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站得更坚定，走得更自信。

     刘巧珍、贺秀莲等传统女性，既有的美丽俊俏的容貌，又有健美的体魄和时髦的气质。刘巧珍“看起来根本不像个农村姑娘，漂亮不必说，装束既不土气，也不俗气”[4]（P18），她有着天使般的美丽和圣母般的风韵，身材高挑健美，脸庞俊美羞涩，衣饰素雅淡洁，眼睛漂亮执拗。贺秀莲是像黑土一样朴素和深厚的母亲，黑眉花眼，齿白唇红，结实能干。孙兰花俊样朴素，壮实坚毅。她们都以丰美的体魄和鲜丽的容貌显露出陕北女性特有的风姿。“这种在劳动中展现的美则是人类对自身进行审美观照的结果，映现了新时代劳动妇女的精神气质和人的本质力量”[5]。这种美清新自然，纯真质朴，在野趣中呈现天然本色。

       孙兰香、金秀、等新女性接受了人类智慧的传递和知识的引导，具有了一定的涵养和气质，都体现出美丽的农村少女在接受了城市文明熏陶后带有的时代风采。孙兰香“洁白的脸庞镶上了釉的白瓷，闪着珍珠般的光泽，黑油油的剪发优美的弯曲在腮边，是那俏丽的下巴显得尤加叫人心疼，长长的睫毛护着一双清澈动人的眼睛……当她静静地坐在教室里的时候，我们会不由想起不朽的罗丹那尊著名的雕塑《沉思》”[6]（P31）。刘巧灵“一双生动的脸庞流露出内心的温柔和多情；长睫毛下的两只大眼睛，会说话似的扑闪着”[4]（P170），比巧珍更有风度。金秀脸盘圆白光洁，衣着漂亮时新，匀称丰满，温柔多情，有田小霞的气质。“她们身上流露的不是摩登女郎的艳丽之美，而是带着泥土芳香的朴素之美”[7]。

苏莹“乌黑的剪发头包着雪白的毛巾，一身系会的蓝制服，膝盖上打着补丁，很白很细的脸庞被烈日烤晒得有点发红，像秋天的苹果经历了第一次霜。一双眼睛总像清晨草以上的露珠儿一般晶莹闪亮，在大自然中，她就像一棵玉兰，纯洁美丽而又质朴端庄”[1]（P351）。吴月琴“一身自己裁剪的衣服，很妥贴的勾勒出她健美的身材，端庄而漂亮的脸皮细白红润，长长的眼睫毛护着一双水一般清澈的眼睛，看起来很单纯，头发用一根绿毛线很随便在脑后一挽，结成蓬松的一团。在粗狂雄浑的高原大地上，她就像一朵开得较嫩的花”[1]（P263）。这些知青原本有舒适的家庭，温暖的亲情，但她们经受挫折后依旧在黄土高原争相吐艳。当她们扛起锄头挥汗如雨的时候，有谁会知道她们曾生长在美丽的城市？大概只有她们皮肤上残存的底色印证着曾有的身份，印证着一代人的命运和遭遇，而她们无疑成了别样的“乡下美人”[7]。

      田晓霞等现代女性则居于“城乡交叉”世界的上层，有优越的家庭环境和社会地位，有开放大胆的个性。田小霞 “灿烂的笑脸像夏日原野上金黄的向日葵” [6]（P460），她常将衣服像男孩子一样披在身上，很有风度，敢在矿区穿迷人的裙子，把两条莲藕般丰美的腿暴露于众；黄亚萍丰满漂亮，带有南方姑娘的灵性之美，柳眉如画，装束新潮；吴亚铃“清秀的脸庞，倔强的额头，一双美丽的清澈的眼睛，嘴唇微微翘起，浮出一丝亲切的笑意”[1]（P155）。她们身上已没有了乡间女性的野趣之美，也不同于农村知识女性带着泥土气息的朴素之美，而是包含现代都市文明和审美标准的气韵美。这种美张扬着自我，张扬着个性，体现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价值观的转变。她们在年龄和阅历的不断增长中渐趋成熟，寄托了作者对社会改革和城市文明的期待。

      “交叉地带”的女性呈现出的不同类型的美，有一脉相承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异性。就是在同一类型的女性身上，因外部条件，秉承的资质和本能不同，每个人争取的目标和努力的程度不同，她们的美也具有鲜明的个性差异。有的像傲雪而放的腊梅，有的像雨中望春的黄花，有的像鲜丽脆甜的红枣，有的像圣洁雪白的玉兰，有的像娇艳美丽的山丹丹，有的像缠绵温婉的牵牛花，有的像端庄挺拔的白杨，有的像灵动洁白的云彩……。就连一母所生的刘氏三姐妹也各有特色，刘巧英像带刺的玫瑰，刘巧珍像幽馨的百合，刘巧玲像灵秀的水仙[7]。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年龄，不同环境中的形象也有所变化。十三岁的孙兰香衣着素旧，可爱端庄，十九岁的她传达着安静和知识的力量，大学时的她已“不再存留任何一点农村姑娘的痕迹”，言谈举止都透射出知识的光芒和文雅的气质，成了公认的“校花”[8]（P96）；郝红梅初来县城时，面带菜色，清瘦羞涩，半年后，以城市姑娘的两根短辮代替了农村式的“佳娃头”[2]（P141），卖饺子的她憔悴脏乱，完全一幅农村寡妇的样子。她和孙兰香，一个在进步一个在倒退，是生活给了她们不同的标签。

        这些女性以各自独有的情调点缀着五彩缤纷的世界。这种灵动变幻的美，将传统儒家文化，陕北农村文化，现代都市文化的不同审美观有机融合，展现了时代的新风采，承载了女性的新意识，是中国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演进的必然结果。

                                                                                          二

     “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9]（P9），而“社会生活是一个整体，农村生活和城生活并非完全隔绝的，而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10]。路遥就真实再现了“交叉地带”女性的性格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变化。这一变化首先表现在女性的性格具有了一定的复杂性。《姐姐》中的小杏美丽善良，勤劳能干，她不畏流言，毅然以纯真的爱情温暖着高立民孤寂的心，当爱情被叛时她没有被击倒而将真情投注于土地，以无言的承受显示了对高立民背叛行为的蔑视，成为中国女性美丽善良和坚贞不屈的象征。这类理想女性形象的构筑，是由于路遥在早期创作中对生活的具体化、丰富性反映的不充分，对塑造艺术形象的爱憎分寸感掌握得不准确，而致使人物性格单一化、片面化。但从高兰兰开始，女性的性格就复杂多了。高兰兰婉言谢绝了大牛的爱，以嫁给城里人打开进城的大门，走入理想的生活。这似乎世俗的举动却不曾影响她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因为依旧善良的她对大牛在新婚之夜给她造成的尴尬处境，并非加以粗暴的阻止，而是给予真诚的抚慰和劝解，这一举动也绝非廉价的情感施舍，而是真心真情的碰撞。

      女性的性格还具有多面性和多变性的特点。刘巧珍有流水样的柔情，也有冰霜般的冷漠；她既勇敢又软弱；既开放又保守；她抒情诗般的心灵无不使人为之动情，但她却在爱情上缺乏独立意识；她聪慧精明，但她又因知识的缺陷而显得无知；她的善良中夹杂着愚昧，勇敢中带着盲从，谦让中伴着自卑，单纯又不免简单。田润叶对孙少安温柔和善，对李向前冷漠的近乎残酷；她也能勇敢的追求所爱，但在表白时却没有刘巧珍那么勇敢；遭到孙少拒绝后她尽管麻木、孤僻，却仍坚强的工作生活；然而她始终没能战胜封建残余思想和家长制对自己的阻挠，嫁给了李向前；婚后她以分居的方式做着坚决的斗争，但她却始终不能用离婚的方式结束不幸；丈夫残疾后，她坚强的承担起责任，温柔与贤惠在她身上再现。黄亚萍对高加林热情温柔，对张克南时冷时热；在高加林面前她有温顺慷慨的一面，也有任性自私的一面；在与高加林的感情上她既浪漫又现实……。路遥在此毫不迁就地暴露了女性的性格缺陷，增强了艺术形象的真实感，仿佛她们就生活在我们的身边。

      “生活中有常规常态，也有大量的非常规，非常态。人有常性常情，也有大量的非常性，非常情。它们作为生活和人性中的不同因素，共同构成了生活与人的世界的驳杂与多变”[11]。路遥正是抓住了女性的性格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的反常表现，使其形象更具立体感和变化性。当高加林向黄亚萍谈起他过去同刘巧珍的关系时，黄亚萍不理解，还说同不识字的乡下女人结婚就等于自我毁灭，高加林愤怒的斥责了她，她不仅不生气，还相反地向高加林赔罪，说她就喜欢这种性格，男子汉，大丈夫，血气方刚。从表面上看，她的这一举动，有悖于她一贯刁蛮任性的性格。但实质上，却把她极想占有高加林感情的心理状态和狂妄自私、喜怒无常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田润叶一向对李向前冷若冰霜，甚至残酷无情，婚后的夫妻关系有名无实，僵死不堪。但当丈夫残疾后，她却一反常态的对丈夫产生怜爱之情，以自己的柔情和鼓励唤起了丈夫重生的勇气和信心，开始了美满温馨的生活。这种反常性格在路遥塑造的女性身上还有很多表现。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受多方面的影响，而社会生活又是复杂多变的，因此这种反常的性格则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使情节发展跌宕起伏，读来饶有趣味。

      “个性是艺术典型的具体形态”[12]（P187），只有通过真切的个性描写才能达到典型的高度。路遥在《夏》以后的创作中改变了前期作品“用强烈的光线照射人物形象”[13]的风格，向生活和人性的深处挖掘，他尊重人的需求和个性，使女性不再“被迫按照男权主义设定的规范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14]。刘巧珍渴望现代文明，有自己独特大胆的择偶标准，她迈出了封建枷锁的牢笼，但步伐显得迟缓，态度不够坚定，这就使她的个性表现稍显微弱。田润叶身上也有自我和个性的体现，她拒绝豪门求婚，爱我所爱，但她却始终没能当面表白，更没能抛弃世俗阻挠同爱人一起为幸福而战。孙少安结婚后，封建残余再一次抹杀了她的个性，为解救别人而压抑自己，委屈下嫁，成为善良的牺牲品。婚后，自我意识再次抬头，个性再次膨胀，她以近乎变态的方式决排斥丈夫，抵抗命运。但她仍因不愿背负离婚的名义而压抑着自己，将性格中保守的一面暴露无遗。李向前残疾了，而她身上的现代精神则让位于传统道德，个性也随之彻底的“残疾”了。田晓霞既有传统女性的高尚品德，又有现代女性的开放个性；她有完美的人格，又充分尊重自己的欲望，成为路遥理想世界中的完美女性。黄亚萍性格中更多的是个性的张扬和欲望的追求。她坚决地抛弃了张克南而选择了高加林，但在内心深处她却不愿高加林当农民。我们且不怀疑她的感情，也无需对她的人格做出指责，单就她在那个时代所表现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张扬个性就值得我们敬佩了。

      路遥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性格，还在生活实践和艺术情节的动态演进中不断成熟。首先是个体人物的性格和精神因环境和处境的不同而变化、成熟。恋爱中的刘巧珍充分表现了女性的阴柔之美，浪漫、无私；失恋时，又彰显了阳刚之美，坚强、自尊；她自信又自卑，果敢又怯懦，只有善良是她不变的秉性。刘丽英游历在两次婚姻中，性格多有变化，和高广厚生活在一起时，她泼辣、慵懒、虚荣、好强，对丈夫严厉刻薄；嫁给卢若华后，她谦恭、含蓄、典雅、能干，变得热情开朗，爱说爱笑；当感情再次出现危机时，她矛盾、痛苦，一边是物质的安逸和权势的诱惑，一边是牵肠挂肚的母子深情，痛苦的生活使她不再活泼、轻浮而变得庄重起来；面对卢若华的自私和狰狞，她从低声下气的求讨到刚毅坚决的抗争；深深的母爱唤醒了她的温柔和良知，最终回到丈夫和儿子的身边。生活的贫困使郝红梅自卑、羞涩、世俗、虚荣；爱情使她开朗、热情、勇敢、自信；不幸的命运使她麻木、坚强、成熟；对于爱情和婚姻，她经历了从希望到绝望，再从绝望到希望的反复波折，性格也随之不断变化。

      黑格尔论及艺术典型塑造时，既要求表现性格的某种特殊形式，某种定性，又强调人物是各种属性的整体，要求表现出人物性格的整体性和发展性[15] （P487）。因此，路遥还着重展现女性系列形象在性格和精神上的继承性和发展性。高兰兰漂亮的容貌和高雅的风度下流露出世俗的情态。冯玉琴美丽娇憨的动人俏象中透视着坚毅的内在光芒；刘氏三姐妹各有千秋，她们都承袭了父亲的精明，但刘巧英干练泼辣，刘巧珍贤淑温柔，刘巧灵机敏聪慧，无论是在性格上，知识上，还是在精神上，她们三个人无疑代表着三个发展阶段；田润叶和刘巧珍都是处于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夹缝中的女性代表，不够成熟的自我意识和个性观念，使她们在封建残余改头换面以道德压力来吞噬时只得束手就擒；黄亚萍的形象将自我意识和个性观念发挥到了极致，她开放、大胆、坦率，她追求自由，追求平等，是新时代女性的代表，但她却也缺失了传统美德，她自私，任性、狭隘、世俗，这就使路遥对她所寄予的希望有所保留。路遥说“黄亚萍的性格应该有所发展”[1]（417），而田晓霞不正是路遥将此前女性的个性和灵魂的自身矛盾调整融合后塑造的新形象吗？她既具有中国传统女性善良、温柔、质朴、勤劳的道德品质，又具有现代女性开放、英勇、前卫、洒脱的思想意识；她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广博的知识涵养，光明的发展前途；她寄托着路遥的情感归宿和审美精神，体现着他的创作倾向和人生态度；她很好的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两组矛盾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代表着女性系列形象的发展方向。

      总之，路遥以文学对人的终极关怀为目标和导向，关注社会转型时期女性的性格变化，塑造出的新女性不仅贤淑柔美，而且多了一份自然的神韵和现代化的个性。她们的思想更开放，个性意识更强烈，所包容的文化象征意味和作家的文化个性也更突出了。她们的性格发展使路遥的“恋土情结、恋美情结、恋乡情结相统一”[16]，真、善、美相统一，现实的自我与精神的自我相统一，个体生命、文学创作、人生哲学相统一。

                                                                                    三

       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性格的变化，使女性产生了新的处世态度。首先，她们对爱情有了新的认识和态度。刘巧英应属路遥小说中最后一批坦然接受命运安排，披着盖头由红娘隐入洞房的女性代表，很难想象她们的婚姻能以爱情为基础，而这样的婚姻正是旧中国多数家庭的浓缩。候玉英似乎稍显前卫些，她至少有过对爱情的梦想，也大胆的追求过，只是感情如浮萍，无根而无有归宿。在田润叶等传统女性的爱情世界里，被爱者都有博大的胸怀，仁慈的品格和圣洁的光辉；她们的身上永远有传统母性的爱与美；在她们传统的爱情中，彼此都有一颗火热的心献给对方；她们在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中，在每天的劳动中演绎着自己的爱情，把自己的命运与对方紧紧联系在一起，毫无保留的献出一切；通过这种无私的奉献，她们体会到自身生命的存在价值；她们也渴望自己的付出能得到深情和真情的回报。在路遥的小说世界里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爱情，质朴、淳厚，它反映了这一类女性对待生活的态度。

       如果说她们的爱情尚是一种传统的“农民式”的情感的话，那么，刘巧珍的爱情则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她既含蓄又开放，不接受父母给的安排，而大胆的为自己选择伴侣；她唤醒了高加林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却如黄土一样成为高加林进城路上的被弃物；尽管她用心选择过，也认真付出过，但她却从未理解爱情的真谛。相爱的两个人应该永远是友好的对手，爱情必须要能达到精神上的平等对话。但她却不能给高加林带来竞争和神秘的快感，她几乎没有也不可能认清自己在爱情中的地位，盲目的崇拜压垮了她的堡垒，使爱情走向毁灭的深渊；“她另嫁虽有赌气之嫌，但在思想中已隐约出现了新的素质，她从自己与高加林的关系中已朴素的感觉到，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基础”[17]，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嫁给马拴是她婚姻的必经之路。

      田晓霞的爱情具现代意味、“情感意识更为人性”[18]。她主动约孙少平谈话，她从孙少平的生存状态中领悟到正义和真理；与已成为揽工汉的孙少平的邂逅使她非常震惊，对生活也有了新鲜的感受和理解；在与周围男同学的对比和反思中，她审视人的命运和对待命运的态度。孙少平敢于承受苦难，征服苦难，超越苦难，而她身边的男同学则显得实在太苍白了。在爱情生活中，他们不断从对方身上吸取新的思想和知识，经验和力量，来充实和提高自己，对此她在日记中这样写到“我放纵我的天性，相信爱情能给予人创造的力量，我为我的淘滩丈夫感到骄傲。是的，真正的爱情不应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是心甘情愿的与爱人一起奋斗的自我更新的过程，是融合在一起……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共同斗争”[8]（P280）。他们的爱情生活既没有刘巧珍向往的男耕女织的世俗乐趣，也没有田润叶与丈夫终日厮守的温馨，而是在充满理想的激情中，编织着神秘浪漫的梦。在他们的爱河里，有激动人心的滔滔朗诵，也有恬静温情的绵绵细语[17]。

       杜丽丽的爱情就完全现代化了。她和武惠良都是城里人，热情开放，互相吸引，爱慕使他们很快走到一起，但过于前卫的思想却使他们幸福的家庭终因放纵不羁的感情而破碎不堪；当他们之间没有了共同的话题，对彼此没有了吸引力和本能的欲望，对人生有了不同的感受和理解，他们的爱情便走到了尽头；尽管他们曾经深爱过对方，却不明白爱情除过欲望，还应该有责任。黄亚萍作为出身于城市的高干子弟，良好的氛围和自信的性格，使她摒弃了以牺牲自我保全爱情的道德约束，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响亮的口号：“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19]（P224）；她大胆，泼辣，刚强，自立，焕发着青春的光彩，洋溢着生命的力量；当刘巧珍的可爱纯情再也不能使高加林满意时，她口若悬河的演说才能，新鲜广博的知识见闻，深深吸引着高加林，“当朴素的爱与理性的爱发生冲突时”[20]，高加林心中的天平自然会偏重于她[18]。马斯洛认为人有5种基本需要，如果说刘巧珍等传统女性的最高层次尚处于人的本能欲望的“生理需要”层次以及“归属和爱的需要”层次的话，那么黄亚萍和田晓霞爱情则已上升到“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层次了[21]（P250）。这一变化无疑是对自我的尊重和个性的张扬。

     女性的人生观也在与现实生活和自身命运的不懈斗争中趋于成熟。人可以拒绝很多东西，如荣誉、地位、金钱、享受、甚至爱情，却不能拒绝苦难。路遥生于贫苦的黄土高原，长于动荡不安的苦难年代，他对生活有着冥顽的苦难意识和抗争意识，这不仅体现在女性为挣脱苦难现实的顽强斗争中，还体现在她们为实现人生理想的执著奋进中。孙兰花和王满银结婚后，无论在爱情还是生活上都掉进了深渊，丈夫长年游逛在外，不仅得不到温存，还得里外操劳，但她毫无怨言地与现实命运做无言的抗争。田润叶和郝红梅挣扎于不幸的婚姻中，她们爱过，伤过，痛过，也麻木过，但她们仍坚强的劳动，勇敢的生活，她们在现实中愤力的挣扎。在那个时代那个地区，要自尊而理想的活着，就必须直面一切，用坚韧的意志向现实挑战。“如果说这些女性身上体现的这种朴素的民间意识尚是一种生存的自觉和无意识的话，那么其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则是她们在现实生活的心灵体验中所生发出来的有主体意识的审美判断”[22]。女性们正是在这种抗争中，磨厚了自己思想和精神的铠甲，一次次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冲破了旧的传统和束缚，克服了自身的局限和顽疾，寻找到缺失的自我，铸造着新的灵魂和性情。

     诚然，“永恒的不是外表和形式，而只能是灵魂和精神，因为人不能单为食物而活着”[23]，更要为人生理想和价值而执著追求。吴月琴在父母被逼双亡，政治上受到压制，生活中受到歧视的险境中，不灭圣洁的品格，不失奋斗的本色，仍编织着壮美的青春花环，她不愿轻易接受别人的施舍，而决心用自己的双手营造成功和幸福。郑小芳大学毕业后，毅然拒绝了留校的机会，执意回到艰苦的毛乌素沙漠，面对恋人的离去，环境的污浊，她坚定自己的奋斗之路；她失恋不失德，失恋不失志，用青春和汗水给沙漠披上了绿装，用高尚的理智和情操固守着爱情的净土。孙兰香到工地去打短工，培养自己自立意识的果敢行为，已从最初的为生存而战上升到为理想而战的人生高度。从她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生不能没有苦难，更不能没有理想，而连接它们的最好纽带就是抗争奋斗，这种精神品格，在她们新的人生观中得到了创造性的发扬。

       正如苏轼所说的那样，“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路遥小说中的女性有心酸的哭诉，有失意的彷徨，也有艰辛的跋涉，她们不甘落后，不甘低头，勇于进取新生活、新风尚、新价值，努力在社会变革中把握自己的命运，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她们的身上不仅有自我的觉醒，更有对自我的超越；她们新的爱情观和人生观，蕴含着民族传统美德和新时代的精神气质。

                                                                                     四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试图表现生活的小说是一种个人的对生活的直接印象”[24](P92)，是由艺术家的强烈情感熔铸而成的，但这种情感却不是他个人孤立的情感，而是“广大群众能够理解的，为求取人类幸福所必需的情感” [25]，因此，路遥的作品中洋溢着对人情美、人格美和人性美的赞扬。“一个真正的作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并从这些东西上发现美”[26]。路遥正是在严酷冷峻的现实中竭力挖掘人性中的善和美，这在女性的身上多有体现，她们以其自身所具有的献身力量融化着人生的巨大苦难，标榜着自己的精神个性[7]。吴亚铃不顾恋人的误解为，帮助马建强战胜了生理上的饥饿威胁，也克服了精神上过于自尊和敏感而引起的自卑和偏激；卢若琴不惜牺牲自己的清誉，感化了刘丽英，使他们全家破镜重圆；田晓霞以炽烈的爱情和激情的个性，为孙少平思想和生活点燃了希望之灯；郑小芳认为人应该永远追求一种崇高的生活，永远具有为他的同类献身和牺牲的精神……。“道德是主体行为，因此需要一个前提，选择自由”[27]。只有一个人拥有选择机会的时候，只有当他对规则的遵循不是出于强迫而只是处于自愿的时候，我们才能对他加以赞扬和谴责，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道德价值是毫无意义的。这些女性在主体意识觉醒和自我价值观转变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道德力量，展现了人格美和人情美。

     真与美是路遥的生命所在，他从真实的生活中发掘真实的美，从这种真实之美中净化灵魂，使人性朝着更真、更善、更美的方向发展；他在生活的真与善中寻找灵感，使崇高和美无处不在，又在真与美中关注生命本真，使美更具真实性，更具震撼性；他开掘着“城乡交叉地带”的艺术生命力，也守护着人性中真实的园子；他也关注社会转型期新旧文化和价值碰撞在女性身上不断彰显的开放意识。“这一意识是人类有野蛮走向文明，由落后走向先进所必需的思想观念，是创造美的自然，美的社会，美的艺术，美的自我的精神武器”[7]，它随改革的春风吹拂到古老的黄土地上，浸透到青年女性的心灵中，使她们冲击旧社会的规范和陈风陋习的勇气更加坚定。刘巧珍蔑视世俗偏见，渴望现代文明，尊重知识，对新生活无限向往，对古老风俗勇敢挑战。刘巧灵和郑小芳成为改革农村现实的知识青年。如果说刘巧珍的开放意识和个性意识尚显微弱的话，那么她们的这种意识已内化为一种性格和精神，成为新时代的崭新力量。

      “人是万物的尺度。无论是文学还是哲学，关注的终极目标是都是人，”[28]那么，性欲作为人的三大基本欲望之一，是生命中真实的一部分，对它的合理满足当然不容忽略，而传统观念对它进行压抑，谈性色变，使人性受到极度的压抑。性爱本是人的精神最强烈的体现，而在历史沉寂的黄土地上，封建落后的婚姻观念占有相当的市场，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一而终……都深深禁锢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女性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步伐，再婚、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婚外情被视为大逆不道、伤风败俗，使个性和欲望受到极端的压抑，道德与人性，个性与理性严重对立。但在改革初期，十年浩劫中发生异化的劳动人民的人情和人性正在新的历史时期逐渐恢复，这种对人性美的赞扬已成为新时代的主题。路遥则与时俱进，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欲望，尊重人性之真，对性爱作了大胆的描写，他对刘巧珍、孙卫红等女性在所挚爱的人面前所表现得义无返顾的追求给予热情的称颂；对杜丽丽、王彩娥的婚外情也给予同情和理解；对刘丽英的离婚、再婚给予宽容和尊重；对田晓霞、金秀等超现实的理想爱情给予浓烈的赞美[7]。

       “人性本就善恶杂陈”[29]，虚荣、自私、狭隘、残酷与质朴、无私、宽容、善良并存，只有经过知识和智慧的浇灌，经过沧桑浮沉的开采和探索，人性的珍宝才能被唤醒，被磨亮。那么，小说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所“表现的人生体验，总是直接或间接的涉及到某种对人性和人的行为的价值的评论”[30](P177)。路遥正是在自身创作技巧和女性形象渐趋成熟的过程中展现着人性向善的生态之美。对他笔下的女性我们不能简单以好坏论之，她们身上呈现着人性之真，而这种真实的美中则透射着善的光芒。社会转型时期的“城乡对立”[31]，使城市与农村不仅在物质生活上差异较大，在思想、文化、价值体系等多方面也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他在心里深深地意识到这种现实，但他却“通过怀旧地和谐方式来消除对抗”[32]（P134），“以强烈的主观理想冲动对现实社会的变化给予拯救”[31] 。《人生》中的刘巧珍是贫苦农村的精神化象征，她集真善美于一身，体现了路遥“有关农村想象的乌托邦性质”[31]，她与黄亚萍分别代表了象征传统文明的农村和象征现代文明的城市。路遥认为，在这两种制度和文化的取舍中，必然会蕴含“人性裂变的种种可能”[31]，因此他“把城市意指为无情的异在，认为农村才是精神的支持，心灵的归宿，获得生命根基持存性的热土。但在《平凡的世界》中，他让城市不再是滋生小市民意识和生存特权的无情的异在”[31]，而被英勇献身的田润叶、田晓霞变成了在苦难中成就未来的理想净土。在他理想的“交叉世界”中，现代化的城市应该充满朝气和激情，强调个性和平等，强调做人的自由，更尊重人的价值和欲望。路遥正是在这种弃恶扬善的文化倾向中，兼取农村与城市之长，使人性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中朝着更加生态的方向发展。

                                                                                       结束语

      路遥从创作伊始就关注人，探索人，人的生存状态，生命历程和心灵律动；他勇于向人生和人性的深处挖掘，具有悲天悯人的终极关怀，敢于正视人间的矛盾、尴尬、不完满，乃至悲剧性的命运，从而使艺术具有了人性的深度和哲学的高度；他在自己开创的“交叉地带”，辛勤耕耘，不断探索，使女性系列形象在性格和处世态度的变化中渐趋成熟；他高扬人性，为封建残余思想奏响哀曲；他歌颂道德，为欲望化的时代树立高标；他在女性形象的成长历程中展现的人性向善的永恒之美，在物欲横流、精神家园日渐被忽视的当今社会，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永恒的启人效果。

[参考文献]

[1]路遥. 路遥文集[M]. 第二卷.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1993年1月第1版.

[2]路遥. 路遥文集[M]. 第三卷.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1993年1月第1版.

[3]刘传霞.逃离与回归：对《人生》中男权意识的剖析[J].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8（1）.

[4]路遥. 路遥文集[M]. 第一卷.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1993年1月第1版.

[5]龙云.永远的路遥——路遥作品解读[J].小说评论，2000（4）.

[6]路遥. 路遥文集[M]. 第四卷.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1993年1月第1版.

[7]韩玉珠.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平路遥作品中的女性美[J]. 延安文学，1992（5）.

[8]路遥. 路遥文集[M]. 第五卷.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1993年1月第1版.

[9]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M].转引自：童道明.关于现实主义的思考——读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和其他[J].文学评论，1980（2）.

[10]曾文渊.透视和描绘复杂的人生——读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J].延河，1982（11）.

[11]白烨.“人学”意识的觉醒——观念与小说创作的拓进[J].花城，1998（4）.

[12]童庆炳. 文艺理论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第2版.

[13]白描. 论路遥的小说创作[J]. 延河，1981（12）.

[14]赵德利. 女神玉女巫：女性偶像的雕塑与颠覆——20世纪家族小说人物论[J]. 贵州大学学报，2002（2）.

[15]朱光潜. 西方美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第2版.

[16]肖云儒.文始文终记路遥[J].延河，1993（2）.

[17]王晓雯.《人生》漫论[J].新疆教育学院学报1999(1).

[18]李星.无法回避的选择——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J].花城，1987 （3）.

[19]鲁迅.鲁迅小说全集[M].沁阳.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20]李焕有.城乡交叉地：路遥小说创作的审美拓展[J].洛阳师专学报，1999 （8）.

[21]王有智，欧阳伦.心理学基础——原理与应用[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22]韩玉珠.尽情映现普通人的奋斗精神美——评路遥作品的审美追求[J].小说评论，1992（6）.

[23]傅翔.灵感：苦难与良知的精神——论路遥[J].http://www.zbook.cn/BookInfo/473/473089.asp 

[24]James,E.Miller,Jr.,ed.Theory of Fiction:Henry James.Lincoln &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72.

[25]列夫·托尔斯泰.转引自：韩玉珠.尽情映现普通人的奋斗精神美——评路遥作品的审美追求[J].小说评论，1992（6）.

[26]韩望愈.把视野更多地投向人民[J].延河，1981（12）.

[27]吴三冬.孙少平的人格悲剧[J].小说评论，1999（4）.

[28]姚维荣.浅谈“两级哲理”与路遥小说的精神交融[J]. http://www.lee-philosophy.org/view_article.asp?id=216

[29]Gain and Loss of Humanity and Wisdom（德）. 阿·叔本华 著. 温良文化 译编. 人性的得失与智慧[M]. 北京：华文出版，2004年1月第1版.

[30]Brook,C.Warren,R.p.,Understanding Fiction.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

[31]张懿红.中国当代小说城乡对立主体的变奏[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8（增刊）.

[32]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M].转引自：张懿红.中国当代小说城乡对立主体的变奏[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8（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