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1904年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学务纲要》，其中有一条为“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其中提到“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学失其本则无学，政失其本则无政。本既失则爱国爱类之心亦随之改易矣，安有富强之望乎？”
时既变，道亦随变。晚清规定学堂读经，出发点原是为了抵制外国宗教流传学堂，影响新生学子。而当时各种革命话语又在年轻人的群体中流传甚广，人心浮动，故读经目的尚不在保存文化而是抵抗外来思潮的侵蚀。何况清廷虽然规定读经，然读经时间其实比起西学已经大大减少，即使如此学部官员仍然担心影响学生心智，打击学习热情，因此对待读经时间相当慎重。比照其今天某些倡导读经者提出从小安排小朋友摇头晃脑地背诵经书，看来在认识上还难以比肩百年前的先人，虽然我们常常以所谓“封建落后”强硬套在他们头上。
张之洞在主持修订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时，内心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但问题是“中学”的内涵是什么？在与“西学”的全面交战之中，已经证明无法为“用”的中学，最后只能退守在“经学”的狭小战线内，以“修身齐家”抵御欧美学潮与思潮的巨浪。然而在晚清一意求变的氛围下，“读经”实则已经很难阻挡世变的趋势。一年之后，清廷宣布停科举，与科举制度相偎依的读经，也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穷途末路。因此“读经”问题，自民国以来就不断引发争议，支持者认为保存传统，而反对者认为封建糟粕“借尸还魂”，看似谈论热闹，实则各有所求。
古人读经，往往目的在科举而不是文化。科举制度停废，也就直接带来了读经的逐步衰落。但文化并不是一个可以刻意营造的实体，而是在时间沉积中的历史形成，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并不仅仅以几部经书而承载。今天某些人总是刻意地营造杞人忧天的气氛，以为不读几部经书中国传统文化就无处存身，这也是在把中国文化看得太单薄了些。更为重要的是，如今所谓“读经”的教材里，选取的《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之类的作品，在晚清时期属于启蒙读物，尚未能进入读经的真正范畴。时也世也，一时代的中国需要一时代的文化，我们既需要有传统的沿袭，也需要有符合当下的文化追求，既不能以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也不能觉得老祖宗留下的就是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继承、思考、吸收和整合提炼，或许是我们今日读经可以采取的一种新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