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五月八日，在昆明弄栋川设置姚州都督府。
7、
秋，七月一日，皇帝下诏，麟德三年正月有事于泰山。
8、
八月一日，皇帝车驾回到京师，住进当亲王时的旧宅，留宿七天；八月七日，回到蓬莱宫。
9、
八月十二日，擢升司列太常伯刘祥道为兼右相，大司宪窦德玄为司元太常伯、检校左相。
10、
冬，十月六日，检校熊津都督刘仁轨（又升官了，去年九月擢升为带方刺史，现在已经是摄理熊静都督）上言：“臣观察现在的驻防部队士兵，疲惫羸弱的多，勇敢健壮的少，衣服贫敝，唯思西归，无心为国效力。臣问他们：‘以往在海西，见百姓人人应募，争欲从军，或者申请自己置办衣服粮食，称之为‘义征’，为什么今天的士卒到如此地步？’他们都说：‘现在的官府与以往不同，所以人心也不一样。以前东征西讨，为国牺牲的，都有皇帝敕使吊祭，追赠官爵，或者把死者的官爵转授给儿子兄弟，凡是渡海征辽的，都赐勋一级。但是，自显庆五年以来，出征士兵屡次渡海，官府都不记录，其死者也无人过问，都不知道是谁。州县每次征发百姓为兵，其中健壮而家境富有的，用钱财贿赂，都能藏匿得免；而贫穷人家虽然身老体弱，被征发就要即刻编入行伍。之前击破百济及平壤苦战，那个时候，将帅号令，许诺以勋赏，什么承诺都有；等战后回到到达西岸，只听到枷锁的声音，关押审问，褫夺赏赐和功劳，州县传唤追捕，无以自存，公私交困，一言难尽。所以，最近从海西开拔时，已有逃亡自残的，不是到了海外才这样（之前记载隋朝有自己砍断手脚逃避兵役的，现在这种现象又重现了）。又，本来在战场上立功受赏，大家都以为荣宠；而近年出征，有功勋的士官，也要去挽引拉车拉船，劳苦与白丁无异，百姓不愿从军，都是这些原因。’
“臣又问：‘以前士卒留下镇守五年，也能坚持，如今尔等才刚刚一年，怎么衣服就如此单薄破露？’都回答说：‘当初从家出发时，只收到命令说准备备一年资装；如今已经二年，还未有还期。’臣检校军士所留衣裳，今年冬天还可勉强对付，到明年秋后，就完全没有衣服可穿了。陛下留兵海外，是想要殄灭高丽。百济、高丽，一向结党为援，倭人虽远，也相互影响，如果我们不留兵镇守，百济很快就会服国。如今既然留军队戍守，又设置屯田，所依靠的，就是士卒能同心同德，而众人有此议论，怎么能指望成功！必须改变做法，厚加慰劳，明赏重罚以振奋人心，如果还像现在这样处置，恐怕士众疲惫，军心瓦解，立效无日。这些话听起来刺耳，或许无人为陛下尽言，所以臣披露肝胆，昧死奏陈。”
皇上深深的采纳他的话，派右威卫将军刘仁愿将兵渡海以替代旧镇之兵，并敕令刘仁轨一起回来。刘仁轨对刘仁愿说：“国家悬军海外，是想要经略高丽，这事很不容易。如今秋收还未完成，而军吏与士卒全部替换而去，军将又归；夷人新服，众心未安，必将生变。不如暂且留下旧兵，慢慢让他们收割庄稼，办具资粮，分梯次遣还；军将暂且留下镇抚，不能回去。”刘仁愿说：“我之前回到海西，大遭谗言诽谤，说我多留兵众，密谋盘据海东，几乎不能免祸。今天我只知道执行皇帝敕令，岂敢自作主张！”刘仁轨说：“为人臣者，只要能有利于国家，知无不为，怎能只顾自己安危！”于是上表陈说利害，自请留下镇守海东。皇上听从。仍以扶馀隆为熊津都尉，命他招辑百济余众。
华杉曰：
《孙子兵法》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又讲将道，说：“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进不求战胜之名，退不避违命之罪，一切只为保护军队和民众，真正有利于主君，这才是国家之宝啊！刘仁轨，就是这样的国宝。
刘仁愿呢，之前举荐刘仁轨，他已经是国宝品质。但是，你再好，也有人要整你，他就被人诋毁诽谤，说他密谋割据百济。这种诋毁，属于“必然的冤枉”，你率领大军，孤悬海外，人人都怀疑你要独立，朝廷也要防备你叛变，就像乐毅当年在齐国遇到的情况，这是必然的形势，博弈论的困境。乐毅选择弃军逃亡，投奔赵国自保。后世秦朝的王翦，带走六十万大军南下伐楚，他三天两头派人回去找秦王要田要地要赏赐，就是显示自己胸无大志，消除秦王的疑虑。
所以，皇帝有疑虑是应该的。这事怎么解决呢？你学王翦也未必学得了。你只能执行孙子兵法的原则，“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一切按国家利益行事，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也是这个意思。被冤枉，本身就是你人生选择的一部分。要干事，就只能致良知，凭着是非善恶的原则勇往直前，不能处心积虑的趋利避害，因为你要避也避不了！要避就不要参与，回家种田去！
刘仁轨老是惦记着自己的安危，扭扭捏捏，朝廷对他更怀疑了，适得其反。
我们最后还是要回答这个问题：怎么保自己安全？答案是有的，两条原则，一是国家利益至上，先国后己，被冤枉也无怨无悔，所谓“求仁得仁，何所怨？”这是基础，有这个决心，才能看下一条。第二，就是做个“透明臣子”，尽一切可能，提高自己的透明度，儒家叫“无一事不可对人言”，没有一件事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的，再进一步，无一事人所不知，我的事，公事私事，全世界都知道。要保持透明，前面说魏徵时讨论过“留行迹”的事，就是一种让自己透明的举措。魏徵没有这样做，所以李世民对他的信任最后也收回了。
11、
当初，武后能屈身忍辱，事奉顺从皇上，所以皇上排群议而立她为后；得志之后，专作威福，皇上要有所作为，动不动就被皇后压制，皇上不胜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曾经为皇后施行巫术，宦官王伏胜告发。皇上大怒，密召西召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商议。上官仪说：“皇后专恣，全国人民都不服，请废黜他。”皇上也认为应该如此，即刻命令上官仪草诏。
左右奔告皇后，皇后亲自找皇上自诉。诏书草稿还在皇上处，皇上羞愧畏缩，于心不忍，又待之如初；还担心皇后怨怒，骗她说：“我初无此心，都是上官仪教我的。”上官仪之前担任陈王李忠的咨议，与王伏胜都事奉故太子李忠，皇后于是指使许敬宗诬奏上官仪、王伏胜与李忠密谋大逆。十二月十三日，上官仪下狱，与其子上官庭芝、王伏胜都被处死，家产没收。十二月十五日，赐李忠死于流放处。右相刘祥道被控与上官仪关系亲密，罢黜相位，为司礼太常伯，左肃机郑钦泰等朝士流放贬官的非常多，都是与上官仪来往的缘故。
自此之后，皇上每次上朝，皇后都垂帘听政于后，政事无论大小，她都参与。天下大权，全归中宫，官员升降、生杀，都她一句话的事，天子拱手而已，中外称之为“二圣”。
华杉曰：
太子李忠不能自安是有道理的，皇宫中还有他的人，上官仪、王伏胜，随时有机会就要搏一把。
上官仪太过冒险，所谓自古疏不间亲，疏远的人不要去离间关系亲近的人，怎能轻率参与人家夫妻之间的事，更何况是皇帝皇后，只要出错，一定被灭门。
皇帝李治呢，出卖上官仪，也就出卖了自己，从此全国官员都知道，皇帝靠不住，不能跟他。而且一物降一物，皇后一定能降服皇帝，皇后武则天就正式成为帝国的实际控制人。
12、
太子右中护、检校西台侍郎乐彦玮、西台侍郎孙处约同时被加授为同东西台三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