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津县医院有两个地方，一个在街上中巷子附近叫“门诊所”，一个在坪街背后燕儿窝坎底下叫“大医院”。
街上的门诊所我熟悉的很，同学二妹子的父亲刘医生在那里上班，缺医少药的年代，他帮好些街上的人治过病打过针。
印象最深是他抢救过我两个弟弟。
大弟弟6岁那年，在盐津贸易公司跟邱叔叔的姑娘拔河玩，小姑娘力气小手一松，大弟弟就从乒乓球桌上摔下来，摔下来半天没哭出声，我妈都以为救不活了。
抱到门诊所，刘叔叔一掐人中、一翻眼皮，忘了有没有打针，反正活蹦乱跳到了现在。
小弟弟7岁那年，吹着棕米子在一根钢筋上踩跷跷板，跷跷板踩滑摔到地上，吹棕米子的竹子瞬间戳破了他“上天篷”。刘叔叔掰开他的嘴巴缝针，他还一点都没哭。
因为二妹子的关系，我们经常去门诊所玩。
除了拿门诊所用过的注射器相互打水仗，还喜欢守在注射室门口，看她爸爸给人打针。
有一次，一个乡坝头的人来打针，看他抖淋磕颤的样子，就知道他怕得要命。
为了缓解他的紧张，刘叔叔边兑针水还边问他“赶场天拿点啥子东西来卖？”
他眼睛呆呆地看着注射器，嘴巴机械地回答“背点红苕和洋芋。”
刘叔叔说“你这个病不怕，打几针就好了。”
“哦......”
等刘叔叔拿出几个小瓶瓶摇了几哈再抽进注射器里面，针头扭紧喊他把裤子脱点下来，他就开始面红耳赤呼吸困难。
一开始我们都以为他不好意思，刘叔叔还喊我们走开不要围斗看。
等刘叔叔在他屁股上擦酒精，他突然就“蓑”到地上了。
大家吓坏了，连我们都帮斗抬他的脚，六七个人才把他从地上弄起来。
后来的故事你也知道，针肯定是打了，但他从门诊所出来一瘸一拐的样子，连我们小娃娃都想不通，一个大个男人咋个怕打针怕成这样？
街上的门诊所看小病，除了打针开药，对随时随地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八九岁娃娃来说，既不恐怖也不刺激。
听说大医院“好玩”，我们就准备去“探秘”大医院。
从下场口过上场口一路向南。
对下场口的娃儿来说，过了东风大桥，就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跟盐津好像没多大关系。
只有我稍微多点点“优越感”。
我母亲就在坪街长大，当时我家家（外婆）还没有去世，舅舅年富力强，是盐津坪街最优秀的骟猪匠。
据说他一刀下去，猪不痛，人不慌，血都不流几滴就皆大欢喜。
坪街江湖传言，他骟猪的手艺，好到筠连、高县都有人来请他，他要是多活几年赶上好时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项荣誉一定拿到。
凭什么？当然就凭一把刀。
我带着下场口的小伙伴，开开心心经过坪街，路过盐津一中，往一条小路再过一座小桥，先拐到舅舅家歇哈。
他骟猪去了，母母（舅妈）正在喂猪，看见我带着好些街上的娃儿来，稀奇地问我“来耍啥子？”
我说“我们要去大医院耍。”
母母说“大医院有啥子耍头？断脚断手呢你们不怕蛮？”
我们说“不怕。”
母母说“屋头没得啥子吃哦，给你们煮几个红苕。”
然后就掀开墙角的一个“苕坑”，刨出来一大盆红苕去洗了。
吃过母母煮的红苕，几个小娃娃打着饱嗝。
我家家还没有回来。母母说，“她怕是上山挖草药去了。”
我家家不“犯病”的时候，爱跑到山上挖点草药。
我带着小伙伴们出了舅舅家，过一座桥，穿过生资公司的榨油厂又一路往上。
终于到了大医院。
大医院在一个山坡坪子上，据说以前是一个煮酒厂，酒没煮多久，把河沟头的水污染得够呛，1958年政府就收回来建了大医院。
大医院总共两三栋四五层楼高的房子，看上去一点不特别。
几个小姑娘在大医院窜来窜去，除了浓厚的药水味，一切都没有超出想象。
院子里有个老者扶斗一个婆婆走路，说是脚杆跩断两个多月了，刚刚才下地。
一个病怏怏的中年妇女，坐在院子里低矮的冬青树旁边，有气无力地晒太阳。
一个护士抬着一口大锑锅，从一栋房子出来又急匆匆进了另一栋房子。
你看，大医院普通得很，哪里去找恐怖和刺激？
我甚至都开始为这次提议来大医院耍，准备对小伙伴们说声对不起了。
很快比我们大两岁的刘五姐就有了新发现。
她发现对面一间房子亮斗手术灯，那间房子又比我们站的位置低，她判断“肯定在做手术，我们过去看看。”
几个小姑娘悄悄围过去。果然看见三四个医护人员围在一台手术床前，一个看不出性别年龄的人，好像已经打了麻药，直挺挺躺在床上。
“那个医生手上拿斗一把刀哦。”
“那个护士就是刚刚才抬锑锅那个哟。”
“快点看快点看，那个人还动了一哈。”
我们个个伸长脖子准备再看清楚点，就被房间里面的人发现了。
那个抬锑锅的护士走到窗前眼一瞪手一掀，把窗帘全部关上。
我们“啊！”的一声，齐刷刷收回了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