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如果要评选民国最美情话，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这句话绝对可以名列前茅。
提起他们之间的爱情，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那些信，从第一封到最后一封，那些滚烫而真挚的情话，即使是今天读来，仍然令人动容：
“如果我爱你是你的不幸，你这不幸是同我的生命一样长久的”；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我念诵着雅歌来希望你，我的好人”；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在信中，他叫她三三。三三，三三，多么温柔的称呼，温柔得像一声叹息。写信的人和读信的人都已不在了，凭着这些信，他和她的爱情成了一个最动人的传说。
三三在他的信中永远不会老去，一如他初见她时的模样。
沈从文遇见张兆和时，她还只有十八岁，正是人生中最灿烂的年华。她皮肤有点黑，据说年轻时挺漂亮，所以有个外号叫“黑牡丹”。
我见过她拍摄于1935年夏天的一张照片，老实说容貌并不出挑，在家里人的眼里，这位三小姐“皮肤黑黑的，头发剪得很短，像个男孩子，身材壮壮胖胖，样子粗粗的，一点都不秀气”。
“一点都不秀气”的兆和是如何打动沈从文的呢？据他们的儿子沈龙朱回忆说，一次沈从文看见张兆和在操场上边走边吹口琴，走到操场尽头，张兆和潇洒地将头发一甩，转身又回走，仍是边走边吹着口琴，动作利索，神采飞扬，让人心动。
沈从文喜欢“小兽”一样充满活力的女子，也许正是这一瞬间，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张兆和一下子抓住了他的心。
做为老师的他开始展开对这位女学生的追求。当时张兆和追求者众多，不少男生给她写情书，她把这些情书编为“青蛙1号”、“青蛙2号”、“青蛙3号”……看完就放在抽屉里，也不回。收到老师沈从文的信，她愣住了，看完后还是没有回。二姐张允和见了取笑说，这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13号”。
沈从文的情书攻势一发而不可收拾，张兆和的沉默不仅没有让他退缩，反而越战越勇。爱情本就让人卑微，在大家闺秀张兆和面前，“乡下人”沈从文口口声声称，只愿做她的奴隶：
“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这样的卑微，连自尊都不要了，可是爱情来到的时候，谁还在乎自尊呢。
除了写情书外，沈从文还动用了其他招数，比如去张兆和的闺密面前哭诉他的一片深情，甚至扬言说，如果她坚持拒绝他，他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刻苦向上，一是自杀。
这样近于死缠烂打的追求不仅没有打动兆和，反而让她感到厌烦。张家四姐妹中，元和深情，允和活泼，充和淡定，兆和则相当理性。这和她的成长环境有关，她是家中第三个女儿，并不得宠，前面有两个姐姐，后面还有一串弟弟妹妹，从小就是在较为被人忽视的环境中长大的。带大她的保姆朱干干总是教她为人要本分知足，她由此形成了冷静务实的性格。
所以对沈从文的情书攻势，她实在是烦透了，于是跑到校长胡适那里去告状。胡适是个和事佬，一心想撮合才子佳人，劝她说：“他顽固地爱你！”张兆和不客气地回答说：“我顽固地不爱他！”
胡适闻言愕然，只得给沈从文写信说：“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你千万要坚强，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能拒人自喜。”
不得不佩服胡适的眼光，她的确不了解他，也欣赏不了他。信中提到的拒人自喜四个字虽然未免刻薄，但张家三小姐把追求者们的情书用“青蛙N号”来编号，实在是有点过分了。
沈从文这个湘西人，看起来斯文温和，其实骨子里一腔湖南人的热血和蛮劲，认准的事九头牛也追不回。张兆和的拒绝，他不管，胡适的劝解，他也不听，仍然一个劲地用情书轰炸意中人。他还是挺为她着想的，在情书里还叮嘱她不要因为干扰荒废了学业，弱弱地说一句，他难道没有醒悟到最大的干扰来源是谁吗。
在他自己都快要绝望的时候，张兆和紧闭的心扉居然被炸开了一道缝，对人说：“自己到如此地步，还处处为人着想，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
沈从文特意去苏州看她，张家人对他挺友好的。二姐允和对他印象挺好的，叫他到家里来玩，还劝妹妹去旅馆看他，后来提起这段往事，允和也笑称自己是“媒婆”。兆和的弟弟们也特别喜欢他，因为他会讲故事，五弟寰和用自己的零花钱为他买了瓶汽水。沈从文暗暗感激，后来写《月下小景》时还特意郑重其事地标明为“张家小五”辑自某书。
兆和最终选择接受沈从文，固然是由于“他的信写得太好了”，也离不开家人的推波助澜。
在苏州住了一阵后，沈从文带着眷恋和希望离开了，临走前特意叮嘱兆和：“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允和帮他向父亲提亲，得到许可后，赶紧给三妹夫发了个电报，上面只有一个“允”字，一语双关，既是同意的意思也是发信人的名字。兆和生怕她的沈二哥看不懂，偷偷又发了一封电报给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这场持续了四年的苦恋，终于通向了婚姻。在新婚之初，沈从文和张兆和一起啜饮着爱情的甜酒，有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结婚没多久，沈从文就回了一次湘西老家。对于一般人来说，分离意味着痛苦，可对于他们来说，分离带来的甜蜜也许要甚于痛苦，原因很简单，一分开他们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写情书了。而只有在信里，他们的爱情才能够保持着火一般的炽烈。
沈从文照例称她三三，张兆和平生第一次露出女孩子的娇态，亲昵地称他二哥，在信里担忧地说：“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沈从文则回信安慰她说：“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
出现在信中的两个人，完全是一副昵昵小儿女之态。谁能够想到，一个是知名的大作家，一个是稳重的大小姐。爱情，就是有这种魔力，可以让再坚硬的人也能呈现出柔软的一面来。
可惜的是，婚姻除了写信和看信之外，还有太多实际的问题要解决。
回顾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婚姻生活，像上文中出现的甜蜜时光并不多见。和信中永存的爱情相比，他们的现实婚姻其实并不完美，甚至可以说是矛盾重重。
他们婚姻中的首次危机出现在北京沦陷后。沈从文一路南逃，而张兆和带着孩子们留在了北京。两个人保持通信，这次不是说情话，而是在信中争执。沈从文想让张兆和南下，而张兆和则坚持留在北京，理由是孩子需要照顾，沈从文的作品太多不方便带走。这些理由，说服不了读者，更说服不了沈从文，要知道，战火纷飞中，有什么比得上一家团聚更重要？当时文人大多举家南逃，留在孤城北京，换谁也不放心。到最后，沈从文火了，去信质问她：“你到底是爱我给你写的信，还是爱我这个人？”
这场争执，最后以兆和带着孩子南下告终，两人总算团聚了。但裂缝已经出现，并随着时间对婚姻的磨蚀而日渐扩大。
他们两个人原本就是不同的两类人，一个出身于湘西乡下，一个出生于合肥名门，性格、气质、爱好都迥异。以爱好来说，沈从文爱听傩戏，这种咿咿呀呀的野调在张兆和听来根本入不了耳，她爱听的是昆曲。沈从文喜欢收藏古董文物，张兆和对他这个爱好不以为然，说他是“打肿了脸充胖子”，“不是绅士冒充绅士”。沈从文爱结交朋友，有时也干些仗义疏财的事，张兆和整天都在为家里如何生活发愁，对此更是气恼不已。
写到这里，不禁有一个疑问，张兆和到底爱沈从文吗？我想，一开始是坚决不爱的，后来慢慢被他打动了，嫁给他后，应该还是爱他的。兆和性格本就冷静理性，她对沈从文的爱，更多的是在尽做妻子的本分，始终少了一点激情。她对婚姻的期待也同样务实，不过是希望两个人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不要太拮据，也不需要什么浪漫。
这本来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她嫁的人是沈从文。沈从文一身的诗人气质，对爱情、对婚姻有着更多的憧憬，他期望婚姻在相濡以沫之外，还能有灵魂上的相知相惜，他当然不满足于婚姻中仅仅只有平淡的亲情。
所以，当张兆和在为柴米油盐之类的问题指责他时，他仍然沉迷在感情生活之中。他们这个时期的信完全是鸡同鸭讲：一个抱怨钱不够用，一个指责她不够爱他。对于这段婚姻，他们投入的感情不对等，期望值也不一样。
从张兆和的表现来看，她的确是不够爱他的。她连他写的故事也不喜欢读，挑剔他信中的错别字，她甚至对他的稿子看不过眼，忍不住去改动里面的语法。殊不知，沈从文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文中的野趣，她对他，始终是不欣赏的。
沈从文呢，与其说爱张兆和，不如说爱的是心目中向往的一个幻影。婚后，三三成了他小说中一系列人物的原型，比如说《边城》里的翠翠，《长河》里的夭夭，还有《三三》中的三三，都是皮肤黑黑的，活泼俏丽，小兽一样充满生命力的女子。把张兆和与小说中的女孩子一对比，就会发现，她们其实只是形似而已，兆和为人太过务实，身上缺乏翠翠们生命的热度，没有那种爱起来不管不顾的劲儿。
对婚姻的失望一度曾让沈从文在婚姻外寻找安慰。
让他动心的那个人叫高青子，一个喜欢写小说的文艺女青年，对沈从文充满了崇拜。她在沈从文的老乡熊希龄家里做家庭教师，两人得以相识。一次，沈从文去熊家，高青子特意穿了件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还在衣角袖口染了一点紫，这样的打扮是脱胎于沈从文一篇小说中的女主角。她的聪慧深深触动了沈从文。
沈从文坦承，自己是一个“血液中铁质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的男子，他对这段情史也并没有刻意隐瞒。那段时间，他常常出入“太太的客厅”，还特意为此跑去向林徽因倾诉，后者开导他说，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要学着自己慢慢去化解。
张兆和对此很生气，为了挽回他们的婚姻，亲友们甚至给高青子介绍过对象。半个世纪之后，她提起来还耿耿于怀，不过她很公道地评价说，高青子长得很美。
1946年，沈从文为纪念结婚十三年创作同名小说《主妇》，借此书对妻子忏悔，他在书中说 “和自己的弱点而战，我战争了十年。”
可能很多人都会因此指责沈从文是渣男，我只想说，在漫长的婚姻过程中，厌倦、争吵甚至出轨都是很难避免的事情，如果单以一次出轨来论人品，那未免把人性想得太单纯了。
这次出轨事件只是他们数十年婚姻中的一次考验，更多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进入新时代后，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分歧越来越明显。沈从文是顽固的理想主义者，美是他的宗教，除此外他并无信仰，也绝不愿意抛弃自己信仰了小半生的东西；张兆和则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属于那种适应性强、弹性较大的人。当她穿着列宁服，积极向新时代靠拢时，他却停滞不前，拒绝接受变化。
以前，他还可以遁入创作之中，可那时，他的作品被批评为“桃红色文艺”，而根正苗红的作品都要为新社会唱颂歌。既然不能再为自己写作，不能再用他觉得有意义的方式写作，那他宁愿搁笔。这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为自己选择的抗争方式。他总是那么顽固，顽固地忠于自己的心。
没有人理解他的顽固，包括他的家人。那段时间，沈从文孤立无援，被大学生贴大字报，被老友们孤立，被发配去扫女厕所，因为抑郁症一度住进了精神病院。张兆和却适应得很好，后来还当上了《人民文学》的编辑，她和两个儿子都无法理解沈从文，他的儿子回忆说：“（当时）我们觉得他的苦闷没道理，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你生什么病不好，你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
有那么几年，沈从文和家里人分居两室。每天晚上，他到张兆和那里去吃晚饭，然后带回第二天的早饭和午饭去住处吃。那几年的冬天，可能是他生命中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天了吧，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他开始将精力从写作转移到学术上，一个人就着冷饭馒头，埋头进行学术研究。他的家就在咫尺之外，究竟是什么让他不愿意回家？
这个时候，他是否会想起胡适当年所说的话，“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用错情了。”
即使是在生命中最灰暗的时期，他仍然坚持给她写信，写给他心中的幻影，他的三三、小妈妈、小圣母，他的乌金墨玉之宝。不管她爱不爱看，能不能理解，他只顾写，他在信中说：“小妈妈，你不用来信，我可有可无，凡事都这样，因为明白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离。”
这样的字句，令人不忍猝读。他并不盼望她的来信，因为在写的过程中已经得到安慰。
关于信的故事，张允和在《从第一封信到底一封信》里提到：“1969年，沈从文下放前夕，站在乱糟糟的房间里，“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又伤心又快乐。”
那一刻，他怀念的不是相伴了数十年的妻子，而是多年前提笔给他回信，又温柔又调皮的那个三三。
沈从文去世后，张兆和致力于整理出版他的遗作。在1995年出版的《从文家书》后记里，她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她不是不爱他，她只是忘了去懂他。等到终于懂得的时候，他已经离她而去。
一切都太晚了，几年后，张兆和因病逝世，死前已认不出沈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