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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人生不易，与万事言和，与独处相安，时间好似一把尺子，量人、量心、量距离，允许自己做自己，允许别人做别人
人生如行舟，难免遇风浪。有人困于“对错”的执念，在得失间辗转反侧；有人囿于“好坏”的评判，在怨怼中消耗半生。其实《菜根谭》早有箴言：“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真正的高情商，从不是锱铢必较的精明，而是懂得与万事言和、与独处相安，在时光的丈量中，接纳自己与他人的不同。
苏轼一生颠沛，黄州贬谪时写下“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彼时他远离朝堂，空有壮志难酬，却未沉湎于“怀才不遇”的怨愤。他耕于东坡，酿蜜为酒，与农夫闲话桑麻，在独处中悟透“人间有味是清欢”。若他执着于“忠而被谤”的对错，困于“壮志难酬”的遗憾，便不会有《赤壁赋》中“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豁达，更不会在历史长河中，活成一束照亮人心的光。
时间好似一把尺子，量人、量心、量距离。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把尺子从不会偏袒谁，却能在岁月流转中，照见人心的真伪，丈量处世的智慧。王安石与苏轼曾是政敌，变法之争剑拔弩张，苏轼因此屡遭贬谪。可多年后，王安石罢相归隐，苏轼途经金陵，主动登门拜访。两人泛舟江上，不谈政事，只论诗文，临别时王安石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时间磨平了政见的棱角，却让两颗坦荡的心越靠越近——原来当年的“对与错”，不过是立场不同，无关人品高低。
人最难的，是允许自己做自己，允许别人做别人。庄子在《逍遥游》中写“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却也不贬斥“蜩与学鸠”“抢榆枋而止”的自在。正如有人偏爱“大江东去”的豪迈，有人钟情“人比黄花瘦”的婉约；有人追求“兼济天下”的抱负，有人向往“采菊东篱下”的闲适。没有哪种活法是“对”，也没有哪种选择是“错”。胡适先生曾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份容忍，是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如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也接纳他人的不同——如鲁迅“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宽容。
王维晚年隐居辋川，在“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静谧中，与独处相安。他不再执着于官场的浮沉，而是以诗为友，以画为伴，在禅意中悟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从容。这份独处，不是逃避，而是与自己对话的清醒——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被外界的标准裹挟。反观如今，有人困于他人的评价，活成“别人眼中的自己”；有人畏惧独处，在喧嚣中迷失方向，恰如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感叹：“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真正的成熟，是能在热闹中守心，在独处中自洽。
弘一法师李叔同，从才华横溢的文人雅士，到青灯古佛的弘一法师，世人多不解他“抛妻弃子”的选择，可他在圆寂前写下“悲欣交集”，道尽一生的坦然。他从未纠结于“世俗对错”，只是遵循内心的指引，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正如尼采所说：“对待生命不妨大胆一点，因为终要失去它。”允许自己做自己，是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允许别人做别人，是对世界最温柔的包容。
人生本无好坏对错，不过是一场体验。若能如陶渊明“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放下过往的执念；如林则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接纳世间的不同；如钱钟书与杨绛，在“我们仨”的小世界里，与独处相安，与岁月言和，便已是最好的人生。
时光会记得，那些与万事言和的人，总能在风雨中见彩虹；那些与独处相安的人，总能在喧嚣中守本心。毕竟，人生不是一场辩论赛，无需争出个是非输赢；它更像一幅画卷，你画你的山河万里，我描我的小桥流水，各有各的精彩，各有各的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