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书首发原创）
20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老家饶阳生活的时候，还见过高粱，确切地说，是见到过一段高粱杆，是姨撅回来让我当甘蔗吃的。
1954年我们到保定生活后不久，姨来信说，老家发了大水，他们划着船去收高粱。母亲担心姥爷他们的生活，很着急，可我却觉得很有趣，想象着应该和年画上采莲姑娘们划船采莲的情形差不多，心说，不来保定没准我也跟着去了呢！
是否在饶阳老家吃过高粱米或高粱面，我已完全没有印象，但到保定之后肯定是吃过的。大概是在１９５５年秋天，保定市给居民发了购粮证，居民都得到指定的公办粮店购粮，私人的粮店随之关张。公办粮店供粮的品种搭配是上级规定的，细粮很少，多数是粗粮。粗粮主要是玉米面，有时会有一定比例的高粱面。
高粱面是可以加工成面条的，但需要掺入白面或榆皮面，同院王大娘家就那么做过。母亲虽然也进行了观摩，但还是只蒸高粱面饼子。我觉得这种饼子不光硬，口感也差，还不如玉米面的饼子好吃。
上小学之后我才见到了真实的高粱，是和同学一起去东郊逮蛐蛐时见到的，觉得它和玉米长得差不多，就是穗子长在了顶上。由于逮蛐蛐的那个时间段它还没有成熟，我没有见到过穗红如火的壮观景象。
1962年我回老家度暑假时，姥爷还教我用高粱杆做过捉蝉的工具。
1969年，我去了刚刚组建的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六师，由于六师驻地乌拉盖地区是牧区，兵团新建的农业连队也还没有开始生产，所吃的粮食就都由东北调拨。东北盛开高粱米，给我们拨来的自然也少不了高粱米。食堂一般都用它蒸饭。蒸时要提前泡发，一般是晚上泡，第二天蒸，不然很难蒸软。
个人感觉，高粱米饭比高粱面饼子好吃。我的战友兼同学大友，从炊事班弄回一块羊油，就用羊油炒起高粱米饭来。那时各班还都没有做饭的用具，他就用发的那个搪瓷盘儿放在班里取暖的炉子上炒。羊油在盘踞咝咝作响，油烟和膻味呛得人难受，他似乎没有感觉到，仍全神贯注地翻炒。羊油炒高粱米成功了，屋里飘着炒饭的香味。他立马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看着吃得那个香啊。吃得差不多了，他得意洋洋地发表了评论：“羊油炒高粱米，倍儿得！倍儿得！”羊油炒高粱米也就成了他的“保留节目”，直到他把他的羊油用完。
1988年，我看了个以高粱命名的电影《红高粱》，当满屏幕都是高粱地时，我不由想起了歌曲《松花江上》中的那句“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高粱总和抗日相关，我突然觉得，高粱那高挺的身杆，很像顽强不屈的中国百姓。
我一直以为高粱是中国的本土植物，后来才知道这是存疑的。现在学术界倾向于它起源于非洲，原因是高粱的绝大多数野生种都分布在非洲，且Sorghum bicolor subsp. Verticilliflorum与栽培高粱 Sorghum bicolor有着共同的野生祖先。但中国也有拟高粱 Sorghum propinquum和光高粱 Sorghum nitidum等野生高粱，且考古中发现了高粱的遗存，所以，我觉得中国也有可能是发源地，但专家认为中国最多是次生起源地或多样化中心。
专家们一般认为高粱传入中国在汉代，中国古籍中对于高粱的记载也确实晚于汉代，现在能查到的是晋代张华《博物志》中的记载：“《庄子》曰：‘地三年种蜀黍，其后七年多蛇。’”
蜀黍是高粱的最初名称。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收载本植物时，正名就是蜀黍，而“高粱”只是其别名。《本草纲目》可能是最早明确蜀黍也叫“高粱”的古籍。
在《中国植物志》中，“高粱”成了本植物的中文正名，“蜀黍”反而成了别名。这个命名没有遵循“优先原则”，而是遵循了植物命名的补充原则——“接受程度原则”，因为“高粱”这个名字已被广泛接受，且没有歧义，使用它更有利。
植物智则提到，高粱还有荻粱、乌禾、稻秫、木稷、藋粱（广雅）、芦穄（食物本草）、蜀秫、芦粟、番黍等多个别名。
蜀黍、蜀秫之名，意为“像黍、秫的蜀地作物”。暗示可能是从西南方向传入。
芦穄、芦粟之名，源于其植株高大得像芦苇。
荻粱、木稷之名，源于其植株高大。
番黍之名，意为“来自外番的谷物”。
稻秫，陕西兴平、西安等地将高粱称为“稻秫”（发音为 táo shu），有时也写作“桃黍”或“韬秫”。
乌禾，北方一些地方曾这么叫。源于籽粒紫红的颜色。实际上所谓“黑色的花”，往往也是紫红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