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9点57分，周恩来的主治医生吴阶平沉重地宣布：抢救工作可以停止了，把那些东西都撤掉。

病房里的人都听到了他的话，但又仿佛谁都没有听到，即便眼泪已经控制不住，但所有的人都还在做徒劳的努力，希望仪器上那条冰冷的直线能够跳动一下子，但所有的人还是失望了。

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静静的躺在那里，像睡着了一样，任谁也无法让他再睁开眼睛。

他的平静与周遭的哭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有人还在做徒劳的努力，有人已经蜷缩在角落了痛哭，有人隐忍着撤走仪器，有人在沉默的站着……

哀痛两个字已经不足以形容他们的心情。

但哭泣却是大家能想到的最直接的表达方式。

纵然周恩来在1972年5月就已经确诊为膀胱癌，在1974年6月1日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

纵然周恩来已经做了大大小小十几次手术，在1975年的六月只剩下了61斤。

纵然周恩来在1975年的12月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昏迷，吃饭成了一件无比困难的事情。

纵然大家都知道周恩来的癌症早已经全面扩散，没有治愈的可能了。

但所有的人都还希望着能够让周恩来“减少痛苦，延长生命”，谁也没有做好周恩来病逝的准备，谁也没有想到周恩来走得这样匆忙。

匆忙到邓颖超都没有机会见周恩来最后一面。

邓颖超一连好几天都在医院陪周恩来到很晚，然后才赶回家休息，1月7日晚上也不例外，她自己也是一个年过七十的老人，又要忙工作，又要陪周恩来，还要陪到晚上很晚，时间长了自然受不了。

在1月8日这一天的清晨，她感觉异常疲劳，八点的时候，让秘书赵炜给医院打了一个电话，询问周恩来的情况，得到的回复是：一切正常。

听到这样的消息，邓颖超放了心，对赵炜说：上午先不过去了，休息一会等到下午再过去。

她在八点半左右开始吃早饭，准备吃完饭之后稍做休息，养足精神之后再去看望周恩来，谁知就是这样的一个决定，让这对夫妻再也没有机会说话一句话。

这边，邓颖超刚刚吃完饭，那边，值班的高振普摸了摸周恩来的手，暖暖的触感让他没有多想，他已经一夜未睡，等到一切安排就绪后，他准备去休息一会儿。

然而，还没等他走出去多远，就听到了电铃响，仿佛是条件反射一样，高振普蹭的一下转身往回跑。他赶到病房内的时候，医疗人员也都跑了进来，原来张佐良发现情况不太好，与几个专家交流了意见后拉响了电铃。

电铃一响，就是一场生死较量，眼看着周恩来的心跳一下子到了70以下，谢荣教授当机立断准备进行抢救，张佐良贴近周恩来的耳朵，征询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点了点头，抢救工作正式开始。

看到医护人员脸上的凝重，高振普赶紧给赵炜打了一个电话：总理不行了，正在抢救，快来，赶快来！

赵炜心里咯噔一声，但她不能慌，平复了一下心情，跑到邓颖超的房间里，对邓颖超说：“小高打电话，要我们马上到医院去。”

邓颖超放下手中的东西，站了起来就去医院，她的步伐很快但心底并不慌乱，她并不是第一次被这样叫到医院，尤其是周恩来开始昏迷之后，她就经常在紧急情况下赶往医院，这似乎已经成为她生命中一件很普通的事。

但她没有想到，这一次不同。

等她坐到了车上，赵炜的大脑在飞速旋转，她从高振普的语气里听出了不同寻常的讯息。而她不能直接告诉邓颖超，但却必须让邓颖超有个心理准备，不至于真的等到周恩来抢救不过来的时候，邓颖超承受不了。

所以赵炜对邓颖超说：“刚才打电话来，说情况不好。”

很多事情是不需要说的那么明白的，一个字、一个眼神甚至就能完整的表达一种感情。

简简单单的几个字，邓颖超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她心里突然就害怕了，她还有太多的话没有对周恩来说，她还想和周恩来一起肩并肩看太阳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

汽车停下，她迅速跑向周恩来的病房，希望周恩来能一如从前满含深情地看着她。

然而，她失望了，等她见到周恩来的时候，病房里一切都变了。

原本安静整洁的病房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哭喊声，有的仪器已经被撤掉，有的医生还在那里徒劳的忙活着。

而她的丈夫，安静的躺在那里，不肯睁眼看她一眼。

她还是来晚了。

邓颖超强撑着没有倒下去，她跑到病床前，一下子扑倒在周恩来的身上，希望能将周恩来唤醒，希望周恩来能够醒来擦掉她脸上的泪水。

但奇迹在腊八这一天没有出现，周恩来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一床崭新的白色被单覆盖在了周恩来的身上，隔绝了一切。

众人将邓颖超搀扶到隔壁房间暂作休息，接下来她还要处理很多事情。

周恩来病逝的消息在小范围内公布，领导人陆续前来向周恩来的遗体做告别，邓颖超当众转述了周恩来生前定下的三点后事要求：

1.不保留骨灰。

2.后事处理不能特殊。

3.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

总之就是一切从简，周恩来生前俭朴，死后同样如是。

对于这样的安排，领导们是很不赞同的，无论如何，追悼会和遗体告别都不能省掉。而骨灰要不要保留，还要看毛主席的批示。

很快领导们离开，周恩来的遗体则按照事先设定好的方案送往北京医院的太平间。

在北京医院，要完成对周恩来遗体的解剖、理发、化装整容、穿寿衣等。而负责周恩来这些后事的是北京医院的副院长韩宗琦。

韩宗琦和周恩来、邓颖超颇有渊源，其母是邓颖超在天津女子师范学堂的同窗好友，她们毕业之后依旧是好友，所以韩宗琦从小就叫邓颖超为邓姨，不管是在天津、重庆还是上海，他们两家的交往都很频繁，感情很深。

建国之前，周恩来还将在上海办公的房子无偿转让给韩宗琦的父亲居住。这种友谊一直延续到了建国之后。

1950年，周恩来需要镶牙，在北京没有合适的医生，于是他想到了韩宗琦的父亲，韩宗琦的父亲从上海赶往北京为总理诊断，但诊断后却并不敢给总理镶牙，他年事已高，唯恐对周恩来的牙齿造成伤害，遂将在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做口腔科住院医师的韩宗琦叫到了北京。

韩宗琦在父亲的指导下为周恩来镶了牙，从此之后，27岁的韩宗琦就正式成为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牙医，时不时进京为两人检查牙齿。

而韩宗琦的技术也越来越精湛，进京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到了1974年，韩宗琦被调到了北京医院工作。

从此，韩宗琦任任北京医院的口腔科医师，后来又兼任副院长，专门为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解决牙齿问题。

到了1976年1月8日中午即将下班的时候，韩宗琦突然发现有车队开进了医院，对周恩来病情一直很关注的韩宗琦本能的心里咯噔一下，他赶紧打电话询问，才知道周恩来病逝了。

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的，赶紧将自己的工作交代了一下，匆忙赶往太平间，又向院领导打报告，要留下来帮忙处理总理的后事。

得到院领导的批准后，韩宗琦就开始着手处理周恩来的后事，首先就是为周恩来的遗体进行解剖，这是周恩来的遗愿，他要为医学事业做最后的贡献。

遗体解剖的时候，原来医疗组的医务人员都在，还有卫生部的领导，主刀的是病理科的马正中大夫。

当人们掀开被单的时候，很多人情不自禁落了泪，包括韩宗琦在内的不少人，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周恩来，没想到，这一见竟是这样的景象。

总理消瘦的面容和腹部的几处手术伤疤就这么显现在大家的面前。

病理解剖的时候，大家才真正看到了癌细胞在各个主要器官转移，却无法想象周恩来是凭借着怎样的意志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解剖完成之后是理发和刮胡子，这个任务交由周恩来的专用理发师朱殿华来完成。

此时的周恩来已经有八个月不曾理发和刮胡子，这样的时间长度在建国之后是从来没有过的。

而周恩来之所以如此长的时间都不肯理发正是因为不想让朱殿华看到他的消瘦病容。朱殿华原本只是北京饭店的一个普通理发师，在给周恩来理过一次发后，就成为周恩来的专用理发师。

每次有需要，周恩来都到北京饭店找朱殿华为他理发，如果实在太忙，就让朱殿华到西花厅为其理发。

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周恩来和朱殿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周恩来住院之后，朱殿华还常常到医院给周恩来理发，但到了1975年的时候，随着周恩来病情的加重，朱殿华被叫去医院的次数越来越少，后来干脆接不到通知了。

这让他很着急，元旦之前，朱殿华还打电话给周恩来的秘书，希望为周恩来理一次发，但被周恩来拒绝了，周恩来对秘书表示不想让老朱看到自己的样子难受。

朱殿华怎么也没有想到，等他再次接到为周恩来理发的通知，是在周恩来病逝以后，秘书给他打电话让他到北京医院的太平间为周恩来理最后一次发。

朱殿华赶到北京医院，时隔八个月，没想到已经是阴阳两隔，他擦干眼泪，在韩宗琦交代完之后开始了工作，但当他拿起刮胡刀的时候，手却一直在颤抖，怎么也进行不下去。

朱殿华只得让徒弟来完成这个任务，谁知道徒弟因为压力太大，手更是止不住哆嗦。

朱殿华只好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重新拿起刮胡刀，和过去一样，为睡着的周恩来刮胡子。

他的手在不停地动，眼泪却又不得不逼回去，等他终于完成任务，看到消瘦的不成样子的周恩来脸上干干净净的，没有一处破损，眼泪终于忍不住再次留了下去。

他平复了一下心情，将地上的头发和胡须打扫干净，这个工作，他在过去二十余年里做了无数次，这一次却格外的艰难与舍不得，他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余生，他再也不可能见到周恩来了。

想到这个，他就难受得不知如何是好，也因此，为了留作纪念，他将周恩来的一撮头发悄悄收了起来，放在了自己的口袋中，这或许是他唯一能留下的了。

所有的工作完成之后，朱殿华最后看了周恩来一眼，带着徒弟离开了北京医院。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韩宗琦的了，朱殿华理完发之后，韩宗琦就开始为周恩来穿衣服，寿衣是张树迎和高振普等人拿来的，用一块紫色布包着送到了韩宗琦的手上，结果韩宗琦打开看完后，直接朝着周恩来的这些卫士们发火：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想干什么？怎么拿来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不做新的？……我自己出钱给总理做行不行啊？……你们跟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吗？”

连珠带炮的一番责问，卫士们也无话可说，他们也不愿意给周恩来穿这些旧衣服，然而他们又不得不这样做，穿旧衣服是邓颖超的决定，同时也是周恩来的决定。

原本大家给周恩来准备寿衣的时候，邓颖超就明确表示：不要做新衣服，就从周恩来的旧衣服中选择最好的。

众人自然不愿意，邓颖超含着泪对大家表示：这是恩来的作风，你们最了解他，平时为他添一件衣服都很困难。他死后，我们还是要尊重他，不要为他浪费钱了 。新的旧的都一样，一把火就烧了。这样做也许有人会责怪你们，但那也是暂时的。

大家都知道邓颖超说的是实话，周恩来的衣服总是缝缝补补好几年，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肯添置新衣服的。

所以大家就回去西花厅，从周恩来的衣物中选择相对最好的，但无论哪一件其实都已经穿了很久，都穿了几年甚至十几年了。

最后，大家终于为周恩来凑齐了寿衣：一套冬天穿的没有补丁的灰色凡拉绒中山装、一件换过领子和袖子的布衬衣、一条布衬裤、一件西装背心、一双线袜子、一双皮鞋。

这些旧衣服都是从周恩来生前的衣服中挑选出来的最好的衣服，但即便是最好的，也是很旧了的衣服，没有一件是新的，所以当这些衣服到了韩宗琦手中的时候，他才会那么生气。

一国总理，生前日理万机，一直致力于为人民服务，死后却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只能穿旧衣服，任谁看了都会生气。

然而，这又是周恩来的一贯作风，是邓颖超亲自叮嘱的，任谁也不能拒绝，韩宗琦也知道自己对周恩来身边的人发脾气是很不应该的，他们心中的痛苦不比他少多少。

但是再痛苦，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卫士们去选购骨灰盒，而韩宗琦拿着那些旧衣服进了太平间为周恩来换衣服。

在换衣服的时候，韩宗琦发现了周恩来手腕上的那块手表，这是一块产自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牌”国产手表，已经跟随了周恩来数年，原先的表带已经坏掉，周恩来就用一个白布带子来代替表带，戴在手腕上。

看到已经发黄的表盘，韩宗琦感慨万千，他想了一下，并没有让这块表随着周恩来一起离开，而是将这块表摘了下来，放在了自己的口袋中。

与手表一起被韩宗琦留了下来的还有周恩来随身携带的一枚长方形的“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像章。

将这两样东西放在了自己口袋中后，韩宗琦为周恩来换上了衣服，然而进行下一步工作，即化装。

这同样是一个比较难的工作，如何化装，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韩宗琦都要好好想一想，而邓颖超也早有交代：不要将恩来整理得像擦胭脂抹粉这种，要带一些病容，因为他是病了那么久的一个人。

周恩来病逝的时候已经不到六十斤，身体非常消瘦，两个眼眶和脸颊塌陷得很厉害，脸上布满褶皱，韩宗琦为了达到邓颖超要求的效果下了一番功夫，最后在上色的时候只是上了很浅的一层，并没有加胭脂。

最终呈现出来的就是神态平静、略带病容的样子。

做完这一切，韩宗琦让人将周恩来的遗体安放进了北京医院一间不足百平米的房子里，就停放在房子的中间，四周放好了塑料盆花，还有花圈，等布置好房间，仅余很小的一个空间供吊唁者吊唁。

韩宗琦忙完这些事情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钟，接下来还有拍摄工作。

周恩来的秘书已经提前给周恩来的专职摄影记者杜修贤打了电话，打电话的时候，杜修贤已经睡下了，半睡半醒的他接起电话，对方两句话让杜修贤瞬间清醒。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才四个月不见，总理居然就这么病逝了，他火急火燎地穿上衣服，然后给同事打电话，来不及安慰痛哭的同事，他冷静的安排任务，让大家选送总理的遗像，而他自己赶往北京医院为周恩来做最后的拍摄。

等杜修贤到达医院的时候，周恩来的遗体已经化装完毕被安放在了专设的仅有百平米的房间里。

他看到周恩来安静的躺在盆花之间，邓颖超和毛主席等领导人送来的花圈已经就位，杜修贤流着泪举起了摄像机，但不知怎么得，从来不紧张的他却手抖个不停，他试了好几次还是不行，最后只能手臂贴胸减少抖动才得以按下快门，拍下了一张张照片。

拍摄完毕的时候已经过了凌晨，随着1月9日的到来，周恩来病逝的消息发了出去，而北京所有的国旗也都降了半旗。

哀乐响起，泪水落下。新中国的总理永远的离开了中国人民。

从1月10日开始，遗体告别、遗体火化、长街送行、吊唁活动、追悼会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到了1月15日晚上，一架飞机载着周恩来的三袋骨灰飞向天空，飞往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和黄河入海口。

历时四个小时，周恩来的骨灰全部撒完。

骨灰撒入大海，骨灰盒就闲置了下来，这个骨灰盒是周恩来的卫士们与周恩来治丧办公室的同志共同选购的。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工作人员为他们拿出了两种级别的骨灰盒，一种就是比较高级的，装饰比较多，材质好，看起来也高大上，但价格比较贵。

而另一种则是普通的骨灰盒，价格便宜，自然材质、花色等都是很一般的。

对于选择哪一种，卫士们并没有犹豫太久，他们知道无论是周恩来还是邓颖超，都不会选择贵的那种，所以他们就只能选择便宜的那种。

但说来也是不巧，便宜的那种只剩下了两个，而且还都是次品，一个掉了一块漆皮，比较难看，另一个虽然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盒盖不好用，很难打开。

这两个应该都是别人选剩下来的，大家讨论了一番，最终决定选择这个盒盖不好打开的，毕竟骨灰盒不会被打开几次。

等大家买回来之后，又拿给邓颖超过目，不过邓颖超并没有看，在她看来，骨灰盒本就不需要那么讲究，用什么样的都无所谓。

而且最重要的是，周恩来的骨灰在追悼会完成之后就要被撒向大海，到时候骨灰盒就没有用了。不过，谁也没有想到，这一个次品骨灰盒会先后装过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个人的骨灰。

周恩来的骨灰撒向大海后，邓颖超叮嘱赵炜将骨灰盒好好收藏，等她死后，也用这个骨灰盒。赵炜应了下来，将骨灰盒收好，每年都要拿出来晾晒一下，十六年后的1992年7月，邓颖超病逝。

赵炜按照邓颖超的遗愿，用这个骨灰盒放邓颖超的骨灰，而邓颖超的骨灰也在后来撒向了天津的海河里。

这个骨灰盒再次闲置，如今存放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里，同样存放在这个纪念馆里的，还有当初韩宗琦从周恩来身上拿走的那块表和毛主席像章。至于朱殿华拿走的那一撮周恩来头发，或许仅仅是个人纪念，是否还存在，我们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