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向乐军
若说这大半生还有一点宽容的品行，那肯定是我的母亲一手造就的。
母亲是长沙人，读过一些书，抗战时同汉口籍的父亲一起乘坐国 民党长江要塞兵工团的轮船到了重庆大后方，五十年代又辗转到了现在居住的城市。
母亲姓黄，大家都叫她黄主任，因为建国以来一直是街道干部，干过什么治保主任、调解主任或调解主任兼民政主任一类。我小小的印象中，调解主任兼民政主任最难当，尤其对一个如母亲这样的外地人，成天面对的基本是吵架打架闹的不可开交的夫妻、为鸡毛蒜皮怒目相向的街邻和无事生非的刁民，当然也有被欺负的老实人和家徒四壁的孤寡老人，还有就是每天都算计着政府救济物品且又并不最困难的泼皮。
当时我们的家就好像是断案的公堂，专门要断清官都难断的家务事和街头巷口的百种纠纷。几乎是每在吃饭的时候，互相纠抓着的人就高声叫骂着来了。这时母亲就会放下饭碗，非常耐心的听其各自陈述。这时吵得天昏地黑的诉主，都会立刻安静下来，要求母亲主持公道，并且都声称只要黄主任说谁对谁错他（她）都一律认可。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要有多高的品行威望，才能让一个外地人叫这些天地不怕的“地头蛇”心悦诚服。可母亲做到了，全都是吵着来、打着来，又安安静静的离开。我现在完全记不得母亲当时是怎样给这些人讲的道理，做的评判，但我却清楚的记得母亲曾多次力排众议，把许多人虎视眈眈的、政府救济的粮食和棉被坚决地给与了最贫困的家庭，以至在几十年后，都有人给母亲下跪，直叫活菩萨。
三 年 自然 灾害时期，成立了公共食堂，母亲又兼任食堂的负责人。
代姨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师，但是饥饿依然无情的光顾了她的家。有一次代姨到食堂打饭，恰好打饭的高潮刚过，炊事员都到里面吃饭了，外面只剩下还有小半桶米饭大桶。代姨一看四下无人，便以飞快的动作用她的饭盆挖了一盆饭，随之飞快的逃离。这一幕恰好被到食堂找母亲的我看得清清楚楚，我也飞快的把这事告诉了母亲，并等着母亲的表扬。谁知母亲朝代姨逃离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轻轻对我说：这事对谁也不许说。
郭姨原来是公共食堂的炊事员，养了一大堆孩子，公共食堂解散后，郭姨家的生活就全靠在外做木匠活的丈夫微薄的收入艰难维持。于是母亲就带着其他几位炊事员成立了一个茶水站，用以解决大家的生计。母亲任负责人和出纳。出纳保管的钱箱就放在茶水站的小柜上，钱箱上面有一小孔用来投放顾客的钱币。有天中午茶水站没有顾客母亲和其他人也都午休了，我闲了无事在门缝里张望着一只小鸟。突然很惊异的看到郭姨将一枚没有完全掉下钱箱的5分硬币轻轻拈起来放进了她围布的口袋里——这可是偷母亲保管的钱啊。我当然赶紧告诉了当主任的母亲。因为从小，我们就是在地上捡到一根针，想不交出去都没有可能，这一点母亲对我们是绝对严厉的。然而这一次母亲只要求我做到：什么都没看见。
一个又一个十年过去了，最困难的时期离我们也越来越遥远，母亲也一天比一天老了，早已不再当干部。但走到街上人人都还亲切地叫她黄主任，这中间当然包括了代姨和郭姨。再后来母亲去世了。当出殡的车缓缓开出，只听满街的人都在相告：黄主任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