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照例给父亲打了一通电话。
所谓的照例，是我和父亲约定每个星期的周末都要打个电话，和父亲节本无关系。而西方的父亲节是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恰好在我们约定通话的时间范围内。
他是断然不会知道还有“父亲节”一说的。倘若我打电话向他道一声“父亲节快乐！”电话的那头没准会传来一阵追问：“你说的是什么节？”“中国还有父亲节？”“咳，过什么洋节！”“你连老子的生日都未必记得，还说什么父亲节哟！”“……”
我不敢去做这样尴尬的尝试，索性就只字不提父亲节的事。但电话还是要打的，他说今天在猫子湾给人家换彩瓦，这会儿正是忙完一歇后休息的时间；他说昨天和前天最热，人爬到屋顶上都晒糊了；他说猫子湾的大姑奶奶身体还算硬朗，九十好几了还能做些家务活儿……总之，家长里短的聊了近十分钟。这真是莫大的幸运，要是他正爬上屋顶揭瓦、盖瓦忙个没完没了的话，这个电话还接不成。
二
从小到大，除开大操大办过了个36岁生日，父亲从来没有过过完全属于自己的生日和节日。36岁在鄂西人看来是犯忌讳的，是人生的一大劫难，是要请客放鞭炮冲喜消灾的。为此，农村人约定俗成：男不做三，女不做四。就是说男人不过30岁生日，女人不过40岁生日，大家都折中过36岁生日。这成了他们人生中的一件大事。除此之外，他没再过过其他的生日，连50岁生日都不曾有过庆祝活动。当然，这有一系列的原因：小户人家人情往来少，加之儿子在外念书、没有能力为父亲操办一桌生日宴，自己也不愿意为这事操心等等。这成了他极少过生日的原因。至于节日，咳！农民是不会有自己的节日的。无论寒来暑往、天晴下雨，无论是劳动节还是自己的生日甚至岁末春节，农民总是忙碌着，你要是反问他“您儿人家今天这么大的节日都不给自己放天假的吗？”他看都无心看你一眼，摆摆手喊道：“忙的屁都没时间放，还放什么假，那都是有钱人的把戏哩！”听完这一席话，旁人自知是吃了闭门羹，不再往下劝说了。
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生前也很少做过大寿。我印象中只庆贺过七十大寿。但平常的生日里（指“散生”，农村人对不能被十整除的生日的一种称呼）也有所庆祝，自家的儿子女儿、身边的侄儿侄女，都会提前一天来为他祝寿。这当然是出于对长辈的尊敬，他应该笑纳。但他跟我说起这些事情时，往往显得很不好意思。他或是指着桌上的一提瓶装白酒说，看！这是你大姑父拿来的，他只比我小几岁，自己又是喝酒的人，还是把好酒给我提来了；或是从身上摸出用手巾包好的一叠钞票，一边数一边念叨，这一百是谁给的，那一百是谁给的……这样长的唠叨很少有人能耐心听下去，甚至弄不好会引起在座的他的儿子们的反感：“说来说去都是亲戚们对你好，儿子们对你不好！”这种“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小插曲，我不知见过多少次。但鲜有人能理解他内心对“白吃白喝”晚辈们送给他的礼品的真实愧疚，作为一个长辈，一个生活的过来人，他能洞察晚辈们各家的难处，不愿意“啃小”。为此，就连做七十大寿，他都极不情愿。最后是在大家的坚持下，为了不让儿女们背上“不孝”的骂名，才勉强答应下来。
如此一来，做父亲的无论是在年轻的时候，还是在年老的时候，都不愿意为自己过生日和节日。这成了当父亲的人的共识——至少我的父亲以及父亲的父亲是这样。
三
我说的有些远了，还是得回到我的父亲上来。
严格的说，父亲不是完全没有自己支配的时间，而是从没想过把时间拿来给自己放天假。
我上高中的时候，是家里最拮据的时候。高中在县城，学费和生活费相比初中的义务教育一下子高出了许多。母亲患病在家，几乎失去了劳动能力，全家的生活全靠父亲早出晚归的打工和起早贪黑的忙碌。为此，在我上高中时成了他最忙碌的时期。
为了节约他的时间，开学报到之类的琐事我尽量自己独立完成，但有一个事情非他亲自来不可，那就是召开家长会。而且，学校有严格要求，每个学生的家长必须来，不来就意味着家长对学生的学习不重视。那么，照此逻辑，学校也大可不必重视他的学习。
我放假回家后把召开家长会的一张通知递给他。他看完后顿了顿，说：“一定要去的吗？”我说：“通知上不是写了吗？”他不再说什么，收好通知条，塞进自己的口袋里。
到了开家长会的那天，是个雨后初晴的天气，正好做农活。我不确定他能否来学校开家长会，但还是抱着侥幸心理在校门口踱步，顺便作为班委会的成员迎接班上同学们的家长。直到会议快开始的时候，他才匆匆忙忙的赶来，脚上穿的一双沾满泥的长筒胶鞋分外显眼，我并没有为他能来开会感到有多少欣喜，反而对他狼狈的样子感到失落。在到会场的路上，我说了一句：“不是天晴了吗？”他知道我的言外之意说的是他脚下穿的那双雨靴。他没做多的解释，只是说路上泥泞难走，就穿雨靴来了。
第二年开家长会时，他仍然挤出时间来参加了，而且比第一年来的要早。那一次是个很好的天气，他脚下穿的是一双大半新的白色运动鞋。我知道他第一次来开家长会时的狼狈情景也在他心里产生了不小的触动。那一次来，我们都心照不宣，显出满意的样子，中午在我教书的大伯家吃饭时他还喝了两杯白酒，红光满面。
奇怪的是，后来我回家都没见到过那双新的白色运动鞋，也没看见他再穿过。直到有一天，那双显眼的运动鞋穿在了我幺爹的脚上。我瞬间明白了，内心就像平静的湖面上突然砸进了一个拳头大的石头，引起了巨大的震荡。他仍然没有舍得为自己买一双像样的新鞋，那次来开家长会，他分明是找幺爹借的一双鞋去参加的。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又有什么理由不更加努力学习呢？那次，我躲在一边暗自抹了一把眼泪，也坚定了考上大学的决心。
他一定还挤出时间为我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但这两件是我记忆中最为深刻的。他的节日都献给了他的儿子，还有他脚下的这片黄土地。
四
就在我上大学乃至读研究生的这几年，父亲突然衰老了。仿佛昨天还看到他是顶着一头的黑发，今天就夹杂了一大片的白发，很扎眼，也很扎心。但每次一问他，他仍然是在忙碌着，仿佛脚下的这片土地上，有他使不完的力气和干不完的农活。
“真要这么拼命吗？身体是自己的。”我说。
“晓得呢！没事。”他说。
“我马上就工作了，以后不缺钱。”我说。
“有钱也不买半天闲！”他说了这么一句。
这就是他的道理。生命在于运动，劳动就是运动。
为此，父亲是没有节日的，连过生日都成了稀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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