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典籍记载，屈原在投江自尽之前曾与一个无名渔夫有过一段话不投机的交流。原文如下：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范曾的《屈原和渔夫》
这篇短文，近些年来读过N次。屈原与渔夫孰对孰错，几年之内的感觉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屈原的理想主义秒杀渔夫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者必然是超凡脱俗的，注定是卓尔不群的。在屈原的心目中，天下都是浑浊不堪只有我清澈透明,世人都迷醉了唯独我清醒。面对这样一份绝世的孤独，仰视这样一种极致的自觉，渔夫主张的圣人不死板地对待事物、而能随着世道一起变化的说辞，说白了就是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唯利是图的小人心性，怎么看都逃不出庸俗浅薄的窠臼。
第二个阶段，渔夫的通达圆润完胜屈原的拘泥不化。看着冥顽不化的屈原，渔夫笑了笑就唱着歌离开了，其歌曰：沧浪之水清又清啊,可以用来洗我的帽缨;沧浪之水浊又浊啊,可以用来洗我的脚。渔夫之言之态是何等洒脱和智慧，相较之下，屈原诺诺而言的刚洗过头一定要弹弹帽子、刚洗过澡一定要抖抖衣服，说穿了就是胶柱鼓瑟、食古不化，就是不作不死、自作自受。
第三个阶段，屈原与渔夫时空有异、人神道殊，简直无法比、根本不可比，不过是一次星星与月亮的对话，谁也理解不了谁，谁也说服不了谁。屈原是不可以常人之情理度之的神人，“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神的视角、神的感觉、神的无奈。留下了《楚辞》，屈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如果真如渔夫所规劝的那样去入世随俗，估计屈原就写不出《楚辞》了。
还需要说明一下，如果说屈原之死带有悲愤气息和悲剧色彩的话，那也是源于“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与爱国没有多大关系。爱国是个好东西，但必须在历史的长河中加以审视，否则就是没有意义的。换句话说，爱国主义只能是现实的、具体的，不能是历史的、抽象的，只能是国家的、不能是民族的。比如在元朝，郭靖在襄阳苦战，是当时南宋的爱国，而不是今日中华的爱国。否则的话，我们就应该把整个元朝从中国历史中抠出去。比如吴三桂的卖国，是卖的朱姓朝廷的明朝，而不是卖的中华民族。否则的话，整个清朝又该如何评价呢？现在东三省的国土性质又该如何认定呢？
孰对孰错？这个词本身就是我们脑中的病毒，这个病毒根深蒂固、毁人不倦，让我们时时跌入“黑白论”的泥潭之中，不闻其臭、不能自拔。如屈原与渔夫之争，屈原执念“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是神与生俱来的高贵，是完成使命后的解脱。渔夫倡导“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是人生生不息的法则，是无法逃脱的宿命。两者之间不能交汇、无法融合，更没有对错之分、高下之别。
“诗仙”李白
举一反三论之、触类旁通察之，物质的成功不能提升精神的境界。同样，物质的不堪也丝毫无损精神的品位。譬如被我们称之为“诗仙”的李白，一生事功不值一提，为人品性聊无可说，但他的诗歌却是飘逸如青云、神奇似流星，是整个汉语世界的宝贵财富。李白的使命就是来写诗的，而不是来做事做人的，今天的我们谁也不会去苛求李白，谁也没有兴趣去津津乐道他诗以外的悲催人生。但是这样一种待遇，只有飘荡在时间长河中的古代神人有资格享有，现世之神人、今日之神人是无福消受的。或者说，众生接受的神人只能是遥远的传说，众生是不允许身边有神人出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