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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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谈及秦朝的灭亡时，通常都会提到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陈胜吴广起义，也被称为大泽乡起义。按照官修史书的说法，农民响应陈胜吴广的号召起义，主要原因是因为途中遇到大雨延误工期，导致他们面临着杀头的惩罚，于是他们铤而走险，选择反抗以保全性命。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適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史记·陈涉世家》

这是史记中关于陈胜吴广起义原因的记录，从表面上看，这个逻辑貌似很合理。因为按照后世史官的记录，秦国自商鞅变法后所实行的法律一直都是非常严苛的，长此以往就会导致底层民怨不断积累，进而加速了秦朝的覆灭。

然而，除了陈胜吴广起义中提及的服役迟到被处死的情节外，似乎难以找到其他明确能够证明秦国法律极其严苛的具体实例了。而这仅有的服徭役迟到要被杀头的秦国法律，也在后来的考古发现中被证实为不实。

那陈胜吴广的起义是否真的只是因为大雨耽误了抵达前线的日期，就会“失期，法皆斩”吗？今天老达子就给大家分析一下里面的真实原因！

起义者都是什么身份？

“阳城人也。少时，尝与人佣耕。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適戍渔阳”，因此陈胜少时或无地佃农、或少地但仍需佃地，秦二世时被强迫戍于渔阳。“

关于陈胜的真实身份，以往的说法都说他是“农民”、“布衣”等等。这些说法主要依据于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的描述，提到“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表明他年轻时曾从事过雇农的工作。

然而，这只能说明陈胜在年轻时期的身份，不能据此推断，在大泽乡起义发生时，陈胜仍然是一个底层农民。真正可以说明陈胜身份的是司马迁另一段记载，也就是上面这个：“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適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

划重点了，这句话里提到了2个身份：闾左和屯长；

先说下屯长：

睡虎地秦简里的秦律《内史杂》里说得很清楚，“除佐必当壮以上，毋除士五（伍)新传”。大概意思就是：任命军吏必须用壮者，用老兵，不能用没有爵位的新兵蛋子。

在秦制里，底层的秦军士兵要想获取爵位的唯一办法，便是在战场上斩获“甲首”（带有头盔的首级，多属军官)，每斩获一颗，便可“赏爵一级”。秦军中每五十人设一屯长，每一百人设一百将。陈胜被任命为屯长，显示他已通过斩获“甲首”得到了屯长的爵位。

至于这个爵位是什么，只能做一点有限的推测：

首先，秦的二十级军功爵制度里，最底层的五个等级是：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再往上的爵位，便不再对普通秦民开放，只有秦帝国的统治阶层可以获得。因此陈胜的爵位，也只能局限于最低的这五个等级。

但是按照汉代的情况，屯长是“比二百石”的官职。《韩非子·定法篇》里说，商鞅当年的办法是，公士为官五十石，上造为官一百石，官与爵相称，依次类推。如果陈胜的“屯长”算二百石，那么他对应的爵位，大概会是倒数第四的不更，或者倒数第五的大夫。

但需要注意的是，韩非子其实是在批评商鞅的办法有问题。他的看法是，官吏需要智能，斩首纯靠武力，这是两码事。考虑到韩非子的理念曾得到秦始皇的激赏，或许可以推测：到了陈胜的时代，只要是强壮并拥有爵位的老兵，且被认为拥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和小部队的指挥能力，便有可能被任命为军吏，担任屯长或者百将。

总的来说,大泽乡起义时的陈胜,已经不再是普通的底层百姓了，他是一位拥有屯长军衔和相应爵位的老兵了。但是，即使获得了这样的地位,他也并未完全融入统治集团。他所拥有的最高爵位，也不过是"不更"或"大夫"这样的低级军功爵位,只比一般秦民稍有优势一些。

这种微小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法律待遇上。按照睡虎地出土的《秦律杂抄》规定，如果触犯了严苛的秦律，屯长这样的军官所受的惩罚,要相对较轻。比如被判处戍边充军时，普通军人需要服役两年，而屯长只需要服役一年。这意味着屯长倒霉时，至少存活下来的几率要高出一倍。

总之,尽管陈胜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军事地位和相应的法律优惠，但他依然属于秦朝社会的底层阶层，距离统治集团还有较大的差距，他所拥有的这点优势，也不足以使他真正脱离百姓的身份。

再来解释下闾左：

《汉书·晁错传》记载：“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为了保持前线兵力，于是发布“七科谪”，范围为“吏有罪，亡命，赘婿，贾人，故有市籍，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

对比上面两个文献，我们会发现秦汉时期的“七科谪”有六处相同，只有一处不同，那就是秦朝是“闾左”、汉朝是“亡命”（削除户籍而逃亡在外）。

在湖北江陵地区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西汉初年文献资料，包括、《奏谳书》、《脉书》、《算数书》等。这些简帛文献，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我们之前的一些认知。

比如，张家山汉简中记载:"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家居民里中者，以亡论之。"这说明，在西汉初年，里和闾这两种基层行政单位已经合并为一体，就像姓与氏一样密切相关。这与我们之前认为里和闾是并存的观点不同。

所以其实闾左就是标准的平民，也是秦朝“官定优先级炮灰”里的最高一等。依据“七科谪”制度，秦汉时期确定了“官定优先级炮灰”的七种类型，按照征召的先后次序分别为：(1)吏有罪者（2)赘婿（3)商人(4)做过商人者（5)祖父母做过商人者（6)父母做过商人者（7)闾左。在具体实行时，一般会首先征召（1）和（2），如果数量还不够，再征召（3）、（4）、（5）；如果仍然不够，就会征召“闾左”。

从大规模征召“闾左”就可以看出来，秦王朝对于人力的汲取已经达到了一种非常残暴的地步了。据史料记载，秦朝在北方防备匈奴时，动员了约30万大军;同在南方攻略百越地区也投入了前后上百万人；再加上修建骊山大墓和阿旁宫投入了约70万人；这三个大工程加起来就要200多万人，可以想象当时耗费的人力之多。这种规模浩大的军事行动和建设工程，无疑给秦朝的兵源和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

可以说秦二世实施的极为严苛的徭役制度，给广大中产阶层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原本只针对"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的徭役，逐步扩展到"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有市籍者"。但即使如此，依然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徭役需求。为此，秦朝不得不"发闾左之戍，收泰半之赋"，进一步加剧了对底层民众的剥削和压迫。

陈胜等900名戍卒大多都是初次服役，服役期限一般为一年或更长。但由于秦律规定，如果工程质量不合格需要返工，不计入固定服役期内，因此实际服役时间可能会超过一年。尽管是这样，这也不足以促使陈胜、吴广等戍卒冒着杀头的危险造反。

那么，陈胜、吴广为何要率900名戍卒造反呢？主要原因是“适戍”。“适”通“適”。颜师古注：“适读曰谪。适戍，谓陈胜、吴广也。”。在封建社会里，将有罪之人派遣到偏远的地区戍守，才称之为"谪戍"。

所以其实闾左本来不用服徭戍，但是陈胜等900多人是因为犯罪才被迫谪戍渔阳的。看到这里有人就有疑问了，他们不是平民百姓吗？为啥犯罪了？秦法本身就很繁杂严苛，可能你一不小心就会犯罪了，所以想抓你点把柄太简单了，所以陈胜等900名贫苦农民被谪戍一点也不奇怪。

所以这900人最郁闷的就是他们本应不应承担如此重大的徭役义务，却偏偏沦为被谪戍的牺牲品。

这里得说明下：谪戍制度有别于赀戍，后者只是将囚犯暂时充军于边境，服役期限随罪名轻重而定的，而谪戍则往往是终身戍边。正如晁错所言:"秦时，北边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扬粤，置戍卒焉。"但由于"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发“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秦代的谪戍共包含8类人：即逋亡者、有罪官吏、赘婿、贾人、尝有市籍者、父母尝有市籍及大父母尝有市籍者、犯罪的闾左，逋亡者又包括盗亡者、囚亡者、兵士亡者、服徭役逃亡及乏徭者、隶臣妾亡者、刑徒亡者等多种情况。

汉朝则承袭了这一制度，规定了"七科谪":“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因此正是这种谪戍之制，将陈胜等人视为严重的犯罪分子。而且，这种终生戍边的惩罚，还要求戍卒从事诸如修筑边塞等繁重劳动。

而陈胜作为曾奋勇斩获“甲首”、获得过低端爵位的秦军老兵，他很明白自己未来的下场，从这句“藉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就能看出来。

因此，在绝望中，他们最终选择了起义。

老达子说

将"闾左"百姓强制充军戍边，这无疑是一个十分昏庸的决策。这一做法不仅加剧了原本就剑拔弩张的局势，也最终导致了陈胜吴广等人的起义，掀起了一场反秦的浪潮。

因此，政府如若要征用民力，一定要适可而止。因为一旦过了度，就必将引发社会动荡。正如晁错所言，秦朝的"征闾左"就是跨越了这个界限。因此，秦朝二世而亡，实在不能归咎于他人，完全是其本身政策太过残酷，完全无视民间疾苦所造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