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毅乐学书院《管子》学习第23天《立政第四》篇第1段

原文阅读

          国之所以治乱者三，杀戮刑罚，不足用也。国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险阻，不足守也。国之所以富贫者五，轻税租，薄赋敛，不足恃也。治国有三本，而安国有四固，而富国有五事。五事，五经也。

字词注释

[1]治乱：使乱局得到治理。此节中的“治” “安”“富”“轻”“薄”都是使动用法。三：即下文之“三本”。指用人的三项根本原则。作者认为此三项原则可以化乱为治，故称“三本”。

[2]四：即下文之“四固”，指授予官爵的四项重要政策。作者认为此四项政策可以转危为安，故称“四固”。

[3]城：内城。郭：外城。险阻：指险要的地势。

[4]五：即下文之“五事”，指经济方面的五项重要工作。

[5]轻：减轻。

[6]薄：减少。

[7]恃：依靠。

[8]五经：即五项原则性措施。经，原则，规范，纲领。《管子》以富国为本，五事所论，散见各篇中，而“三本”“四固”则未见，故以“五事”为“五经”。一说：治、安、富三者并重，不应独以五事为“五经”，疑原文本作“三者，三经也”。

译文参考

      国家之所以能稳定兴旺，取决于三个条件；依靠杀戮或刑罚是不够的。国家之所以能由危险转为安全，取决于四个条件；只依靠内外城郭和险要的地势，是不够的。国家之所以能由贫弱变为富强，取决于五个条件；只采用轻收租税、薄取赋敛的办法是不行的。这就是说，治理国家有“三本”，安定国家有“四固”，而富国强兵则有“五事”。这五事乃是五项纲领性措施。

核心内容解读

        这是内容《管子 立政篇》的开篇。先总说提出纲领性的观点，之后再分别阐述。我们也对“立政”的内容做一个整体的了解。

      “立政”，指君主临政治国。即人君所立的良善之政。具体说有以下九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三本”，从德行、功绩、能力三方面确立用人方面的原则，它决定国家的治乱。第二是“四固”，从委任卿相、大臣、主帅、地方行政长官四方面制定具体用人及鉴别人才的政策，它决定国家的安危。第三是“五事”，从发展农业、副业生产、利用自然资源、兴修水利、管理手工业劳动等五个方面，制定组织经济活动方面要注意的措施，它决定国家的贫富。前面这三项合称“三经”，是治国的纲领。

        第四是“首宪”，说明岁首法令的颁布及其严肃性，讲述国家行政组织结构以及法令颁布、传达和执行的程序。第五是“首事”，指出君主举事，必有言在先，明定赏罚之数，作为具体办事的规则。第六是“省官”，列举各类官吏职责，作为考察官吏职事的标准。第七是“服制”，说明君主与臣民服饰享用的制度。第八是“九败”，揭示国家败政九种因由，说明思想领域的斗争问题及错误观念不容忽视。第九是“七观”（当作“七期”），讲述从教化到施政七方面所期望达到的成效，也是执政所欲达到的理想境界，作者撰写此文之目的即在于此。

        这九套完整的政策措施，虽然角度不同，内容各异，但重点突出，认为君主临政视事，欲治乱、安危、富国，求长治久安、繁荣兴旺，其体国之要重在用贤，经野之方首在兴业。

        文中认为，国家治乱安危的根源在于用人是否得当，群臣是否有德行操守；国家的贫富则在于农业种植和家禽蓄养是否得到充分发展。此外，本文还强调依法办事、节约资源、服饰制度、社会风气、教化臣民对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作用。国家单靠强制不足以自立，重要的是对民众轻税薄敛，发展经济，在用人上做到德当其位，功当其禄。经济对国家安危起决定作用，德治和任贤是其政治原则。这与《牧民》篇思想较为接近，表达上则更为痛切。

        本篇应属经解合编，论述内容全面且极为精详，可说是篇较为完整的执政纲领，也都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政治学观点。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法家的监察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是以法治官、察官的鼓吹者，并且形成了较为明确的监察思想。早期法家管仲很早便提出了“治国有三本”，“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可见，其核心在于吏治。君臣之间如能做到上下沟通，则可以防奸。

        所谓“上惠其道，下敦其业，上下相希，若望参表，则邪者可知也”。作为忠臣，其表现就在于“能据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过，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作为国君，如果不能控制官吏的枉法行为，即便是“属数虽众，非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以任国也”。“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则众不敢逾轨而行矣；下有五横以揆其官，则有司不敢离法而使矣。”

        所谓五横，按唐人尹知章注：“横，谓纠察之官得入人罪者也。”也就是设五横之官来纠弹五官的不法行为。管仲特别提出作为明主，应该“有术数而不可得欺也，审于法禁而不可犯也，察于分职而不可乱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贵臣不得蔽贱，近者不得塞远，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职，竟内明辨而不相逾越。此之谓治国”。

        管子也认为，“正谏死节，臣下之则也”，“能上尽言于主，下致力于民，而足以循义从令者，忠臣也。”对于君主而言，“纳谏为圣，拒谏为昏。”范文子还以国君对谏臣所持的或赏或罚的态度，来区分“兴王”和“逸王”。他说：“故兴王赏谏臣，逸王罚之，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袄祥于遥，考百事于朝，闻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

        经过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至战国，法家学说已成为显学。商鞅不仅传承了管仲的法治学说，并进行了理论上的发挥，他认为，君臣之间存在着一种“事合而利异”的虎狼关系，不可不以法术制之，他说：“上与吏也，事合而利异者也”，“夫事合而利异者，先王之所以为端也”。所以，“使吏非法无以守，则虽巧不得为奸”，“以法相治，以数相举”。

参考资料

《中国监察法制史》，张晋藩，商务印书馆，2021年7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