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早起》

      躺下起来,起来躺下。仰着睡,侧着睡,爬着睡。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我这是数到多少只羊了?一百一十八只?不对,是一百二十只了。无眠今夜,今夜无眠。拿起手机一看,已是凌晨五点,天都快亮了。

      既然睡不着,还不如早起,一个鹞子翻身,结果头撞床头上了:“唉,老了!”幸亏床头是软包,头上没被撞起个大包,但脖子窝的生疼。庆幸我有先见之明,当年买床头时,老婆要买欧式的好看的硬木板床头,让我一票否决了。

      扭着脖子,轻轻将窗帘拉开一条缝,窗外还看不出是否天亮,因为窗下一盏路灯发出要死不活的光晕,影响我的判断。一辆三轮车后面拖一个铁皮大箱子,从马路上一溜烟过去了,是卖早餐的车子。“无利不起早啊!”不知咋了,我突然冒出了这个想法,这句话似乎是带有贬意。但意思是好像又没有贬意。起早就是谋利,没有利谁起早啊?哪有什么贬意?

        “被窝暖暖的,人儿远远的。”想不起是谁说的,但这两句话真他妈说得好!现今大多数人是晚上睡不着,早上睡不醒,尤其是冬天,暖暖的被窝,没有人愿意早起。赶早起来,踩着点去上班,哪个人不是为了碎银三两?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这好像是句励志的话,鼓励人们早起上班,但在下认为这是句心灵鸡汤,不值得提倡,这几年我们喝的鸡汤还少吗?可哪句管用?说句抬杠的话:“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虫儿呢?”是不是喂了早起的鸟儿了。所以早起晚起,各取所需才是王道,信了鸟儿的话,起早的虫儿就成了它们的煎饼果子。

      “一日之计在于晨,”“做人从早起开始的。”这些不知谁说的所谓的名言警句,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早起是每个人每天所做的头一件事,连这个都办不到,其它事就无从谈起。小时候上学时,母亲早上说得最多的话是:“起来啊、再不起来就迟到了。”最常见的一个动作是:“母亲一把掀开我的被子,而我一骨碌就跳将起来。”如果我慢半拍的话,棍子就落到我的屁股蛋上了。我的鹞子翻身就是从小练的,属于童子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早起肯定正确,这与“无利不起早”并不冲突,只是矛盾的两面性和着眼的侧重点不同而已,需细品。

      我从小时候上学到长大了上班,就是不喜欢早起,早起困难症困扰了我大半辈子,每天都是卡着那个点起床,早一分钟都不行。如今可以不用早起,我却每天起早了。有时日子还没到今天,我却在昨天把今天的床起了!这倒让我想起了“闻鸡起舞”这个典故,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励志故事,典故的主人公祖逖听到鸡鸣就起床练剑习武,听着就励志。可后面我又看到有关资料说祖逖是位志士,他所听的鸡鸣不是我们所说的报晓鸡,而是“中夜闻荒鸡鸣起舞,”可见租逖是半夜里起来练剑,练完后是不是回去又睡觉了?不得而知,假如他再睡个回笼觉,那就不是早起了,是起早了,再说回笼觉睡得更香嘛。民间有句顺口溜:“开江鱼,下蛋鸡,回笼觉,二房妻。”这句俗语形容过去人们认为的四大享受。可见祖逖也不傻。

        上学时,读到一些励志语录什么的,比如三更灯火五更鸡,男儿立志正当时等等,这些有早起的警句,都要抄到笔记本上,当做自己的左右铭。可不知咋了,我现在又讨厌起这些励志故事了。如单就论早起,我认为全网非我莫属,严格地讲,我昨晚躺床上的那一刻,就是我今天的起床时间,是够早的!但绝对是够折磨人的。但回想小时候上学时的起早也是够人受的。那个时候,家里也没有个闹钟,时间迟早的判断,全凭家里的老公鸡报晓,可这家伙也没个准信,所以你得信它,但也不能全信。母亲把鸡叫只当作参考,时间的迟早主要根据她的研判,当然夏天、天晴的日子好判断。她往院子里一站,根据东方的明暗度,启明星的位置就能知道时间的早晚,基本都是八九不离十。但到冬天经常判断失误,因为天亮得迟了,阴天又多,导致我今常迟到。为了让我按时到校,母亲每天会早早地起床,把晚上特意多做的剩饭烧热。在她的吆喝声中,我迷迷糊糊地穿好衣服,吃完饭。如果时间尚早,就和衣坐等同村伙伴的呼叫。当听到一声隔着两道地埂子喊过来的:“走了——”时,我便飞一样窜出家门,跑到村口和他们汇合,大家一路上说说笑笑去学校。这里要说的是,我们村离学校将近五里地,以我的小短腿步行将花近四十分钟时间。况且,那时候学校规定的到校时间又早。尤其是冬天,往往到学校后,天都还没亮。

          为了不迟到,早起的弦一直崩得紧紧的。但百密难免一疏,记得有一天,我不过是晚起了几分钟罢了。这在如今看来,算不了什么大事。但在那时,在我那小小的心眼里,却仿佛天塌了一般。我胡乱套上棉袄,早饭都没顾上吃,便一头扎进了门外的黑暗里。那是一个没有月光的冬夜——准确地说,是冬日的凌晨。天是墨一般得黑,路旁那几棵老杨树,白日里见过千百回的,这时却像一桩一桩的黑影立在道旁,咋看都像人一样的鬼或蹲或立着。凛冽的西北风从山拗里灌下来,刮得堆在田埂边的包谷杆子沙沙地响,那声音细细碎碎的,密密的,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杆子堆里窸窸窣窣地爬。出门我是小跑的,这会我已狂奔了,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在奔跑。棉袄里头很快便蒸出了汗,贴着脊背,黏黏的,脖颈和脸颊却给风刮得生疼,小刀子般割得疼。奔跑中的我,总觉得身后有个什么东西跟着。那步子仿佛与我的脚步声重叠着,我快它也快,我慢它也慢。我不敢回头。老辈人说过,人肩上是有两盏灯的,回头一吹,灭了一盏,那东西便更近了。我缩着脖子,只管往前跑,耳朵里全是自己粗重的喘息和咚咚的心跳。偏偏前几日刚在电视里看过《聊斋》。那个年代,《聊斋》是家家户户都要看的。我现在还记得那片头——一盏孤灯,一支秃笔,一阵阴风,然后便是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音乐。此刻奔跑在漆黑的山路上,那些伸着长舌头的女鬼形象便不请自来了。她们仿佛就在路边的包谷杆子后面藏着,只等我一回头,便要扑上来。这么一想,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头皮一阵一阵地发麻。跑得也更急了,棉鞋踩在冻硬了的土路上,发出急促而沉闷的声响,在空旷的田野里传出老远。脚步声大约惊动了赵家的狗,它便狂吠起来,“汪汪汪”的叫声又惊动了两只正在起秧子的野狗。它们从路边的破窑中猛地窜出来,一前一后,“吱吱吱”地叫着,贴着我的脚边飞奔而过。我的魂都飞了出去。

      人在恐惧中奔跑时,时间是拉长了又被压缩的。当我终于望见学校那扇即将散架的破大门的时候,头上正腾腾地冒着热气,像刚揭开的蒸笼。可我还是迟到了。班主任把我拎到教室门外。面壁而立在零下十多度的天气里,穿堂风从两排教室的小巷灌进来,嗖嗖的,像刀子,像冰锥。棉袄里的汗也渐渐冷了,贴在身上,冰得人直打颤。整整四十五分钟,我咬着牙,一下一下地数着。那个冷啊,是钻到骨头缝里的冷,是现在想起来还要不自觉地打一个哆嗦的冷。

      真不明白,那个时候的冬天,怎么就那么冷呢?时过境迁,如今想来,在那时,迟到罚站不过是寻常事。手心被抽两教鞭,或者屁股上被踢几脚,也是常有的事。只是那天老师可能发了善念,竟然没对我上演动作片。如果上演了,我还得悄悄的。若是传到父亲耳朵里,非但得不到安慰,回家后又将上演一场电影《今夜有暴风雨》。父亲那时的口头禅是:“老师打你,那是为你好。”于是,在老师教鞭和父亲的道理的双重加持下,我便养成了早起的习惯。即使后来,我赖床越来越多,但都睡得不踏实,总有一种负罪感。

      既然今天起早了,何不先咥个头汤牛肉面?再来个回笼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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