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原文：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

司马光说，封建统治阶级的规矩中，最重要的是管理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位置身份，尤其是君臣的位置身份。维持这些位置身份的极限是什么呢？除非旧君主如如夏桀、商纣这样残暴，新君主如商汤、周武王这样仁明，民心所向天命所归。这种极端情况下，自然要顺着天意民心弃暗投明。

极端的残暴和仁明少到只有王朝更替才会发生，更多的是普通的情况。司马光说要“君臣之分當守节伏死而已矣”。君臣之间要守节伏死，那对象自然是臣子，而非君主，这是一条单方面的约束。

时代变迁，或许当时世人认为要绝对遵守的操守，当今现代人多会笑骂一顿。尚且不谈生死那样极端，抛开垄断的东西，普通企业内的员工单位的选择多样化；业务上的合作伙伴选择，也是多样化。从一而终是渺茫而且荒谬的事情。现代社会环境下生活滋润的人们，更多是长袖善舞，善于管理自己与对方的，以求得大家共赢。

用一下换位思考，考虑到以下几点，司马光这样说是比较符合传统封建社会的环境：

1.《资治通鉴》是作为臣子的司马光写给当朝皇帝查阅参政的书籍，“臣光曰”三个字放在前头。以臣子进贡给君上的东西，自然要对“君臣之礼”恭敬异常，拳拳之心，不可大意，不可马虎，不可指摘。如果写“君不亲，臣不义，当灭之而重建天地”，那不日就会拖出午门斩首了。

2.中国大部分时候是一个统一的君权国家，主流的中原士大夫有且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为当朝效命，也就是当好一个臣子。而当今的普通人们，可选择的路就广阔了许多。今古对比之下，好比不是一个游戏，不是一种升级打怪的玩法。

3.宋朝儒学开始变革，程朱理学缓缓升起，存天理、灭人欲，变得更加维护“君君臣臣”这些封建礼教，对君臣之说更为推崇。

先贤圣人们说了好多有道理的话，大家会选择能表现当前立场的合适砖头，并搬运到需要的地方来。司马光在论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中刚描述了“贵以临贱，贱以承贵”这种以上驭下的思想。那孟子的“民贵君轻”言论，自然不适合放在这里。读到这里想到，聆听古往今来的大人物们讲话，阅读他们的书籍，保有三分敬重，留有三分自我，再有三分判断，真心不能一股脑儿全信啊。

如果转换成现代的概念，取一部分丢一部分后，是这般描述：一个组织的领导者，最重要的事情是维护大家要遵守的规矩，维护规矩中，最重要的是各自人位置身份。司马光对于君臣的言论，暂且归类到北宋那个古老时代故纸堆里，为其它专业的同学作研究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