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反社会的人》和《北京折叠》
伴随前所未有的物质丰富，人与人之间精神世界并没有因为物质的丰富而趋向同一方向，相反，距离变得越来越大。
《反社会的人》是一部关于德国社会的社科类书，《北京折叠》是关于北京的科幻中篇小说；前者作者瓦尔特~伍伦韦伯是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名德国记者，后者的作者是毕业于清华物理系的科幻作家，中国八零后。看似毫无关联的两部作品，但在读书时，不自觉的将两部作品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在关注一个事实：物质社会的发展，并没有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甚至于在扩大。
《反社会的人》中描述了一个社会现象：在如今社会福利无所不包的德国，社会分化为上层阶级，下层阶级和中层阶级三部分。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看似对立，却几乎以极其相似的趋势发展：越来越少的参与社会活动，极力逃避社会责任和义务，避免与中间社会人群接触，生活在自己的平行世界中。《北京折叠》则科幻的将北京设定为一个人为建设的折叠空间，通过物理的空间折叠，上层社会，中产阶级和下层社会分别获得不同的时间，各个阶层的人生活在同一个空间，在不同的时间里活动，毫无交叉。
无论是《反社会的人》中无形的平行世界，还是《北京折叠》中由机械装置控制的平行世界，阶层的分化和差距都是横亘着的鸿沟，不同阶层人距离越来越大。
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缺衣少穿才是下层阶层：在德国失业救济金申领着的住房标准为45平米，根据联邦政府的报告，领取住房救济金的人群所住的面积比德国人均住房面积还要多出2平米，生活配给几乎无所不包，从腌黄瓜到火车票，从冰淇凌机到最新的数码家电。两个孩子的父亲至少得找到时薪10欧元的工作，其收入才能达到失业救济金的水平，而所有工会组织对最低工资的标准都远低于这个数字。反过来说，就是领救济的人经济上甚至比挣工资的人丰裕，他们仍然是极其无助的人，健康状况糟糕，对后代教育放任自流，债务缠身，性行为混乱并殃及未成年人。下层阶层与周边环境的隔阂并非经济上的，而是文化上的。真正的贫穷不体现在钱包里，而是在精神上。
我们物质条件距离德国的水平尚有很长的路，无数人仍在为一家人的45平奋斗着。但相比于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大多数人已经不再为温饱担忧并享受着更丰富的物质条件，人与人的距离因此而近了吗？我们越来越多的听到一个观点：是网络带来了人与人的隔膜，人们不再亲睐与真实的人的互动而沉迷于网络。这样的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在社交中看手机，往往是觉得参与没有意义，或者不感兴趣的是的行为。思想的距离，让一些传统社交圈里的沟通交流失去了意义，是技术在人想抽离出来是提供了便捷，而非技术导致了抽离的行为。
在温饱都无法保证的年代，人们的关注都聚焦在基本的生存问题上，人与人的差异更多的体现在外在可见的物质条件上，但分享者相似的精神世界。在如今，外在的物质条件差距越来越来小，技术的发展让距离和信息的传递的时间差距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同样面对物质丰富，交通便捷，信息爆炸，有人走遍千山万水，有人独守一方，有人终身学习，有人停在当下，因而有了差异巨大的精神世界。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的聚会，大家都在看手机而不积极互动了，看似坐在一起，精神却不在一个频道里，不如在网络里寻找同频道的沟通。
相比于可见的物质世界的差异和《北京折叠》机械装置制造的距离，精神世界的的差异隐蔽而又无时无刻不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这种差异常常不能自我发现，我们很可能自得的生活在自己的平行世界里，认为全世界都是一个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