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十年砍柴的《晚明七十年》和孟森的《明清讲义》，大明王朝是最后一个汉人王朝，令人充满疑惑和好奇的朝代。或许因为明朝历史是清代史学家归档、整理而来，前朝的历史后世人说，难免那些明朝皇帝们被描黑画丑，远不如清朝圣祖皇帝们那么高大上。初看明史，与清史和清朝的皇帝略比，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各个如顽童，有自封将军的、有潜心修道者、更甚者为囚犯、宅男和木匠，似乎明朝的皇帝们如此荒诞不经。但当你再多些了解历史，了解到繁文缛节下的礼仪治国，晦涩难懂的儒家经典和筵席，沉闷枯燥繁重的皇帝生活，你或许能从另一个侧面看到荒唐皇帝的可爱之处。而清朝皇帝被打扮成如尧舜一般的同一副英明领导者的面孔，愈加神化愈加近乎妖，明朝的皇帝更可爱、更真实。

无疑明朝的皇帝除了开国皇帝和明成祖具有在战争中历练而成的外向型领袖气质外，他们的朝代具有向外扩张的趋势和实力，而他们后代已不再具有他们先祖的雄韬伟略，守成者们越加地内卷化，始终受困于北方蒙古部落侵扰的明朝历史也是内卷化。 边患、宦官、党争始终是萦绕在王朝头上噩梦，最终大明王朝也是毁于此，它最终被北方的新兴部落取而代之，取代的过程是又一次儒家社会重建的过程。

边患，大漠以北的蒙古铁骑被朱太祖逐出中原，但北方的防御一直都是帝国军事防御的重心，如今的长城都是明代修建而成。重心对北方倾斜，引发了嘉靖和万历时期的抗倭战争，表面上看是抵御海盗和倭寇的对外战争，更深层的意义是农耕国家对于到底是海禁还是发展海上贸易之争。尽管当时明朝的南方对外贸易活动异常活跃并且日益繁荣。但农业是国家根本，儒家才是正统，以礼治国，商人在这里地位卑微，“奸”商和他们从事的商业活动通常被认为自诩道德高尚的儒家学者所鄙视，商业通常得到抑制。最大财富来自都是权力与商业结合，缺乏独立法律支撑，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自然无从谈起，尽管可能明中后期，南方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帝国根部无暇顾及这里。北边的边患，消耗了帝国大量人员和财政收入，以收实物税和赋役的低税收的农业国家由于内部僵化和不断腐败，渐渐无法支撑下去。

宦官，内廷的官员，陪伴皇帝身边的人，被俗称太监，以太监为首的一方官僚集团被后人称之为阉党。在开国之初和建文帝期间，宦官们不识字，宦官的权力是被有意识地抑制住的。但靖难之后，明成祖朱棣篡位，不仅使得后来的皇帝继位和正统性受到巨大影响，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同时信任并重用宦官的他又开了另一不好的开始。宦官未必都是坏的，正如标榜正人君子的文官未必是好人一样。行政管理能力、军事能力和个人才能本来就跟读多少圣贤书一点屁关系都没有，开创八股科举制度的朱元璋皇帝本人就不相信通过科举考试的迂腐儒生能管理地方，当时他大杀功臣造成朝廷官员奇缺，他任用的官员几乎都是举荐方式的人才。下西洋的郑和、与于谦一起拯救将倾大厦的兴安、帮助张居正实现中兴的冯保保，他们都是证实自己能力和贤才的内臣。但不受圣贤和道德的羁绊之宦官，奸妄、歹毒和贪腐更加无所顾忌，明朝的四大太监，汪直、刘瑾、王振、魏忠贤，他们裹挟着可怜且不称职却十分依赖他们的皇帝，权倾天下，祸国殃民。拥有独立司法、执法和监察的东厂、西厂是这些权监手中最有利的武器，多少电影锦衣卫一出场就是伴随着阴风和恐怖的声音，他们无论在何种记载中都是黑暗和恐怖的象征。冯保保又称冯大伴，从“大伴”二字看出皇帝与太监是天然的伙伴，特别是明朝文官集团和内阁势力如此严密和强大，明朝中后期的皇帝越饱读儒家经典却愈显得羸弱，皇帝和内监的合作成了必然形势。宣德皇帝，太监不仅可以读书，并且成为一项制度延续下去，司礼监掌印太监和司礼监秉笔太监成为了皇帝身边合法的助手，于是这制度就成产生阉党之乱的祸根。在明朝官僚集团的势力总是那么咄咄逼人，皇帝绝对不是一个好当的职业。礼仪征伐皆出自天子，太祖皇帝将丞相一职废除，权力更加集中在皇帝手中，但似乎他的后人大多无法按照他预期如他那样兢兢业业，将皇帝这份工作做好。因此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往往可以越俎代庖，能力不足对皇帝工作懈怠的皇帝即那些臣子口中所骂的昏君最容易出现权监。

四大权监：宣德之后，就有了王振专政，王振本来在科举考场上失意，受阉割进入宫中出任教官。受年幼英宗喜欢的他逐渐掌权，自命非凡教唆成年后的皇帝御驾亲征，结果皇帝成了敌国的囚犯，有了夺门之变，明朝一下子坠落谷底；任命自己当武将的正德皇帝，生平爱好自由、游历，他对国家和百姓极不责任的罪恶就是没有留下子嗣，这样不负责任的皇帝出现了就是刘瑾这样的太监；喜欢御姐万贵妃的明宪宗，也因为他的爱情失去了他的孩子们，不能生育并且容颜渐老以日计的万贵妃之权势和嫉妒就成了一个可怕的黑洞。明宪宗任用攀附在万贵妃上的汪直，创立了西厂；没有《葵花宝典》依然挥刀自宫的魏千岁更是抢了别人的对食皇帝乳母客氏，从此一飞冲天，喜好木工从小缺乏教育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完全被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架空的权力，阉党与东林党之争，更是将已然衰败的大明王朝推向深渊。

党争，魏斐德的《洪业》中多尔衮对明朝的灭亡作了中肯的评述：”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明朝中后期，士大夫社团出现，士人交往聚会的传统形式——诗社、学社、书院。士大夫无论在朝还是在野，他们往往代表社团和集团的利益，因年谊、乡谊、同门、同一学派他们聚在一起，也因此也分为彼此，我们和他们。设立御史大夫原本是很好的监察制度，但中后期沽名卖直的官员大有人在，往往他们还是党争的先锋、马前卒，再聪明再谨慎的最终仲裁者皇帝都无意中成为党争的帮手或者被人排布的棋子。大到辽东战事，小到皇帝个人晚上跟谁睡觉的问题，群臣们都要管、都要争，任何一件事都可能是党派相互争权夺利的契机，标榜正直和道德高尚者有时可能出于真诚和爱国之心，更可能的事辽东前线的危机成为党争磨盘下的米。国人喜欢看《甄嬛传》，里面没有绝对好人和坏人，斗艳争宠、明争暗斗，权力的游戏、道德的利器、伪善的面孔，一切可怕的斗争都在看似花团锦簇、风花雪月的宫中进行着，皇帝绝对是最大的苦主。东林党与以魏忠贤为首阉党、东林党与其他党派，任用私人、打压对手，最无耻莫过于魏党和东林党们相互倾轧，用的罪名居然都是贪污受贿。内外忧患令帝国的大厦摇摇欲坠，道德高尚无法掩盖其能力平庸者只能空谈改革、夸夸其谈，帝国再无于谦、张居正这样的千古名臣，就算有也被党争给毁了，如辽东的经略使熊廷弼、袁崇焕可能力挽狂澜者却都落到悲惨的结局，一个传首九边、一个千刀万剐，明帝国自毁长城。

对明朝的历史有了大致的了解，相比明朝那些都是问题儿童的皇帝们，清朝的皇帝可都算得上儒家教育下的模范优等生。明朝的边患、宦官和党争，前朝之鉴，清朝皇帝都很好地控制，但清朝的统治，大兴文字狱，更加专制、思想更加禁锢，士大夫再无明代那般气节，在朝的官员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在野的士大夫都要么忙着考公务员要么就考据去了。康乾盛世也只是最后的落日余晖，清朝应该不能算是好的改革者，他更像是好学生好好学习地继承了上一个朝代的制度，它的统治并未改变，甚至可能历史倒退。封闭的环境使然，清代中国在亚洲地域缺乏依旧有力的竞争者，也缺乏改变的动力和需求，直到鸦片和炮舰打到家门口，历史的惰性一再令狮子在沉睡，轰鸣的大炮依旧无法打破旧传统和暮气沉沉的地方。可以谓之环境与制度使然，父权社会已然凝固僵化，改良、改革和运动便会是一次又一次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分崩离析下爆发，现代化的进程必然是曲折漫长的过程，晚晴的悲剧或许在唐宋就埋下了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