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齐桓公有尊奉周天子之功，又有吞并项国之罪，儒家的君子，认为他的功绩大于他的罪过，还替他掩饰。（胡三省注：《春秋僖公十七年》记载：‘夏，灭项。’《公羊传》注解说，是齐灭项，为什么不写明是齐国干的呢？就是因为齐桓公有有继绝世，存亡国之功，所以为他避讳。）贰师将军李广利，损失大军五万人，靡费亿万军费，经历四年之久，而仅仅获得三十匹骏马的战利品，虽然斩下大宛国王母寡的人头，也不足以弥补他的耗费，而他自身的罪恶，更是多不胜数。但是，孝武皇帝认为万里征伐，不追究他的过失，因此封赏他的部队，拜了两位侯爵，三位卿，二千石级别的官员有一百多人。
“如今康居国比大宛更强，郅支单于的名号也重于大宛王，郅支杀死汉使的罪，也远远大于大宛王只是不给马，而甘延寿、陈汤不要国家一兵一卒，不费国家一斗粮草，这和贰师将军比起来，功德是他的一百倍。况且当年常惠自作主张，借出使乌孙之机，顺道攻打龟兹；郑吉没有得到命令，就迎接接受日逐王的投降，他们都得到裂土封侯的赏赐。所以说，甘延寿、陈汤的威武勤劳，超过方叔、尹吉甫；功大于过，甚于齐桓公、李广利；功勋比之于近世，则高于常惠、郑吉。但是，他们的大功没有得到表彰，一点小过却被散布，臣非常痛心！应该立即停止对立功将士的调查，恢复他们的自由，不追求他们的过错，而是赏赐给他们尊宠的爵位，以劝勉有功之士！”
于是天子下诏，赦免甘延寿、陈汤之罪，不再追究，让公卿们商议该给他们什么封赏。参与商议的大臣们认为，应该根据军法中“捕斩单于”的功劳来定赏格。匡衡、石显则认为：“郅支是一个失国逃亡的逃犯，在绝远的地方窃称单于之号，是伪单于，不是真单于。”皇上参照当年安远侯郑吉的规格，封一千户。匡衡、石显再次力争反对。夏，四月三十日，封甘延寿义成侯，陈汤为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加赐黄金一百斤。拜甘延寿为长水校尉，陈汤为射声校尉。
于是杜钦上书追述冯奉世之前击破莎车的功劳。皇帝认为那是先帝在位时的事，就不再受理了。杜钦，是已故御史大夫杜延年的儿子。
荀悦评论说：
如果冯奉世的功勋应该得到封赏，就算是前朝的事，也应该受理。按《春秋》大义，撤毁泉台，应该谴责；撤销中军，则应该表扬；功是功，过是过，都要讲清楚。
假传圣旨这件事，非常严重，先王对此十分谨慎，一定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假传圣旨之罪大，而所得的功劳又小，那是可以问罪的。如果假传圣旨的性质不严重，而功劳又很大，那就可以封赏。如果功过相等，不赏不罚也行，总之是权衡轻重，具体情况具体处理。
胡三省注：
《春秋 公羊传》记载，文公十六年，毁泉台。为什么要批评这件事呢？因为那泉台是祖先修筑的，你不去住就是了，为什么要撤毁呢？同样，又记载了撤销中军番号的事，因为鲁国是诸侯国、小国，不应该有三军，撤去一军，是恢复古制。
华杉说：
这件事情比较复杂，假传圣旨是大罪，如果假传圣旨都没罪，那人人都有皇帝的权力了。但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正如荀悦所说，看他假传圣旨的性质，他是集结属国军队，去攻打本来有罪的敌人，如果又干成了，立了大功，就可以无罪。陈汤要赌的，就是这个。
至于石显、匡衡所说：“延寿、汤擅兴师矫制，幸得不诛，如复加爵土，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侥幸，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这话也有些道理，后世白居易有“不赏边功防黩武”的诗句，如果冒险成功都获得封赏，那边关武将，个个跃跃欲试了。况且，立国万里，他剿灭一个和平的村庄，把女人抢了，男人的人头报上来说是剿匪所得，这种事情历史上也屡见不鲜。
但是，石显、匡衡所论，只是一个方面，甘延寿、陈汤巨大的功勋，在刘更生的奏书里面比较得很清楚了。
第三个方面，是私吞战利品的事情。这件事可以说不算事，皇上得到政权和土地人民，战士们得到战利品，这本身就是兵法的潜规则。也是陈汤去做这件事情时他想要的。况且，他集结那么多属国的兵马去打仗，没有战利品，那些军队怎么会去？曹操说：“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这本身就是游戏规则。曾国藩灭太平天国，王阳明平定宸濠之乱，都没上交一分钱的战利品，汇报给皇上都是敌人没钱。皇上也不会追究。钱到哪里去了？要问士兵们为什么而战？钱当然是分给大家了。皇上应该关注的，是刘更生说的，没有要国家一兵一卒，也没有要国家一斗军粮，可以说是免费干活，皇上怎么能参与分战利品呢？
最后一个问题，刘更生把道理说得很清楚了，匡衡、石显还是极力阻止封赏，并且成功把一千户的食邑，减少为三百户，整整少了七百户！石显为什么阻止呢？因为他和甘延寿有私仇，他想把姐姐嫁给甘延寿，甘延寿没给面子，拒绝了。匡衡为什么阻止呢？因为他之前反对，如今他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纳，他没面子，无论如何要采纳一部分，才能证明他的正确。皇上为什么把一千户的赏赐削减成三百户呢，就是给这两个大臣面子。
你看，说起来都是为国为民的工作意见，实际上都是私人恩怨和小心眼。THIS IS LIFE，这就是生活，我们就要和这些人打交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