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猫布斯
没有想到，能在最忙碌的时间缝隙中读完了黄仁宇先生的经典遗作《万历十五年》，即使知道这本书早在三年之前的青岛，而那个夏天，还没有《人民的名义》里高育良书记的推荐。
而立之年再读历史的心态，较少年时已大有变化。小时候，家中陈旧的书柜里，满是爷爷从皇庙和古籍书店等处淘来的文史类旧书，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套分上下册的绿皮简装中国通史，作者似乎是范文澜和翦伯赞。算不上幸福的童年里，总能从这套书中暂时聊以慰藉。翻了一遍又一遍，肤浅地徜徉在帝王将相的金戈铁马与权谋秘闻中，不知不觉把读历史的兴趣和习惯保留到现在。历史著作浩如烟海，直到现在也没有勇气去读《史记》、《资治通鉴》等严肃史作。现在的自己，也只收藏了些畅销历史书，例如比较系统的有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以及《全球城市史》，也有通俗普及类的《极简欧洲史》、《枢纽》、《王朝的家底》等。
而眼下，藏书有余而翻阅甚少，或许是抱着所谓以备将来的狡黠心态，来掩饰怠惰。岁月渐长，也逐渐明白“吾生也有涯，而学也无涯”。深知对于普通人，读史的现实意义，不在学术研讨，也不能只是为了猎奇那些或真或假的历史典故以博视听之娱，而是在历史中寻找、理解，甚至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至少是主观认识的问题。
《万历十五年》可谓一部“正当我时”的史学异作。称其为“异”，不只是因为原作是英文写成（原著书名为《无关紧要的1587年：明王朝的衰落》），而后才翻译成中文，从而提供了西方世界看待中国历史的新鲜感。也不仅仅只是以小见大，从一年之偶然事件的剖面视角，窥见整个明代甚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本质，更是提供了一种通俗史学（大历史，黄仁宇称之为Microhistory）与学术著作（每章均有引文出处，例如《大明会典》、《神宗实录》等）有机融合的史学著作新体例，激发了读者更为广阔的阅读空间和思考维度。
黄仁宇先生早年从戎大陆，解放后移居美国从事史学研究，专注明史，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展示了他宽博的学术视野、精深的分析功力和良好的合作精神。其丰富的人生阅历，也或多或少地流露在《万历十五年》里，例如戚继光一节，字里行间所表达出的明代武将囿于文官体制的种种妥协与无奈，或多或少流露出了他对自身弃武从文的人生际遇之感慨。
全书结构围绕万历年间重要人物编排章节，分别对万历皇帝、两任内阁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的生平际遇进行详细叙述，并依据史实，进行了深刻的人物心理描写。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旁征博引，有非常独到的东、西方社会横向比较，以及中国王朝的纵向比对。《万历十五年》与其说是一部明代官场与社会人物传记和特写，不如说是对中国社会问题的一次全景式的总结与探索。“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时常能看到自己当下的身影，正是其意义和魅力所在。而书中那些历史人物自相矛盾的特质，何尝不是当下现实中我们每个人自相矛盾的特质？我们给以下这些历史人物的标签烙印，就一定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吗？
一、消极怠工的明神宗
从昙花一现的有为青年，到怠惰朝政的封建傀儡，万历皇帝漫长的一生，其实没有多少时间属于自己。他从试图励精图治，到无力改变现实，再到无心改变文官政治系统的内心，一定是极其复杂的：一个最终摆脱了张先生（张居正）严格约束与票拟干政的年轻君主，却依然无法决定皇位继承人，只能将过剩而无处排解的热情，投入到修筑自己的陵墓中，而后三十年到死，他都未离开宫中一步。明代是汉族建立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一个高度成熟的官僚体制和文官政治，让皇帝除了承受繁冗的礼制和道德的约束之外，无事可做。皇位只剩一个象征意义，文官不过是需要一个执行意志的广播站罢了。万历皇帝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命运，只能用消极怠工的态度，与这异常的世界默默做着斗争。
如何与世界相处，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是积极有为，还是消极面对，有时并不是主观认识和一腔热血就能改变的。自由之花也必须栽培于现实之土，包括天子在内的所有人，都无法摆脱制度的约束。与趋势为敌，不如走出一条现实可能的道路。
二、毁誉参半的张居正
权倾朝野的万历首辅张居正，或许早已看透明代官场的流弊，怀着兼济天下的雄心，想凭借一己之力去改变这日渐凝固的社会。他颁布针对官员考核的“考成法”，推行税赋新政“一条鞭法”，成就一时的“万历中兴”，从技术角度来说，无疑有利于这个王朝的长远经营。然而张居正这个政治强人，却始终没有系统解决文官体制的权力弊端和重文轻武的失衡局面，他越是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就有越多的人反对他的政治表演。身死名裂，掘墓鞭尸，一代政治明星就此陨落，罪名依然是千百年来不变的贪污腐败、蓄意谋反、结党营私。而这一系列针对张居正的反攻倒算，无不是在万历皇帝或有意或无心的授权之下，众多文官的集体决议。
在中国之现实环境中，个人的能力，只有借助平台的基础才能得以发挥，而试图改革来实现理想抱负，自然要面临固有利益集团的阻力。张居正一心扑在“废”、“立”的阳面，却没有在驾驭好文官利益集团的阴面上做出文章，为日后被反攻和倒算种下了苦果。在阴阳的平衡上，他远不如继任者首辅申时行看的透彻。在中国，团结同事是如此重要，即使再优秀，一旦成为鹤立鸡群的“异类”，迟早会有人性的把柄和缺漏，掌控在对手的手中。
三、庸碌无为的申时行
总体来看，首辅申时行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最大的作为就是没有作为，而这也居然成为他的个性。在明末复杂的党争斗争中，作为张居正一手提拔起来的资历最浅的首辅申时行，能做到明哲保身已经很不容易。作为首辅，以其高超的平衡与协调能力，既维护了皇帝的尊严，也平息了群臣的激愤。申时行的一生就在中庸之中查漏补缺，压抑自己。他深谙自己没有张居正的雄才大略和卓越建树，一直循规蹈矩，一度被讽刺为和事佬。然而这也是他的最为得意之处。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能力与格局，没有标新立异的天赋和政治环境允许他这样任意妄为，因此在权责范围内，将每件事做得尽可能周全，就是他的价值追求。
人生进行到三十岁，会有越来越多的妥协与让步，需要我们做出更多的平衡，例如事业与家庭，工作与身体，现实与理想，已经不能随心所欲。很多时候的无所作为，效果可能胜过大有作为。对自己的清醒认识也大致是从三十岁开始的，既看到自身的局限性，又能在局限约束下扬长避短，忘记荣辱，以退为进，或许才是真正的进取之道。
四、道德牌坊海瑞
海瑞人生的社会意义，在于他是能转移人民视线、掩饰官场腐朽的精神药品。他的廉洁与刚正，不畏强权与秉公执法的正面形象，让百姓心中对王朝保留最后的希望火种，作为“阳面”的官员模范，他确实起到了平衡阴阳的关键作用。
然而海瑞的悲剧在于他始终活在自己的理想世界中，而与时代格格不入。明王朝并未建立起那个时代已经存在的法律体系和商业契约，闭关锁国的状况固然维系了王朝的稳定，但也错失了近代化发展的契机。海瑞理想世界的信条，仍旧是沿用数千年前的孔孟之道，来处理日渐复杂的现实问题。因此当他的光辉形象开始影响到既得利益集团的生态平衡时，朝廷几乎所有人都盼望这个官场奇葩早死，然后给他堂而皇之地立起一块不朽的丰碑。
曲高和寡，众醉独醒是每个朝代良将忠臣悲剧的开始。屈原如此，岳飞如此，某种程度上鲁迅是也如此。他们去世后的价值甚至远大于在世时，因为他们不可能再说话，他们所传达的信息，正好是当权者希望他们所能传递的信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个人的成就再大，若与环境基调格格不入，也必然会被同化或围剿。
六、洞悉国情的戚继光
戚继光作为明代最杰出的武将之一，军旅生涯大致分为抵抗倭寇和总领蓟州两段。沿海倭寇以日本下层武士和流氓贼寇为主，在东南沿海杀人越货，居然需要明朝出动正规军队来抵抗，且旷日持久，可见明代重文轻武的影响之深。
与另一位名将俞大酋超越现实的想法相比，思维缜密的戚继光的强军之路，更加符合文官系统的现实需要。“戚家军”没有一流的装备、武器和马匹，却有一支朴实与忠诚的南兵。戚继光的训练与作战方案既接地气，又符合文官集团的容忍范围，很好的平衡了文武百官的利益格局，成就一代名将。
七、离经叛道的李贽
作为叛逆与质疑精神代表的李贽，生活在儒学发展最新阶段的时代。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使得传统儒学走向了个性化的解构时期。李贽决意仕途，抛妻弃子，中年剃度，建寺为僧，但又与女施主文章应和，交往甚密，在传统伦理道德社会里，这些乖张的行径，就是挑战权威和道德底线的异类。
明代八股取士，将知识分子阶层牢牢禁锢在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牢笼里，明后期日益凝固的社会意识形态，迫使产生了李贽这样寻求精神出口的体制外另类学者。人性追求自由、美好的欲望，活生生被扭曲成《焚书》、《藏书》这样的叛逆之言，而与此同时的16世纪末，文艺复兴运动方兴未艾，航海发现早已完成，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也即将在下个世纪登场，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正是思想解放与封闭的结果。
总 结：《万历十五年》虽是一部英译汉的明朝断代史，但更像是一本西方世界得以了解中国社会的微观百科全书。在这本书里，你会读懂了体制的力量和个人的渺小，读懂了妥协的意义和平衡的必要，读懂了中国社会，以及自己人生的过去与未来。
2018年5月04日初稿
2018年6月21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