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下午二点，安福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戏剧沙龙，话剧《低音大提琴》演出开始。舞台在中央，三面观众。本剧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独角戏：演员韩秀一一个人撑起全场一个半小时。他的个人独白完成了整个故事的叙述（其实基本没有“整个故事”，有的只是内心世界的披露与对生活片段回顾的组合）。听他喃喃自语，如同梦呓。他是个低音大提琴手，骄傲，自卑；他自视甚高，但在乐团永远处于不显眼的后排，难以被人瞩目；他挚爱音乐，却又产生了职业倦怠感；对乐团里的次女高音歌手莎莎心仪已久，却尚未表白，甚至尚未引起她的注意，更要命的是，每次乐团演奏结束的时候，团长老是让她到他的休息室里去，这让这个低音大提琴手几乎难以忍受；渴望爱情，却只在他那间隔音效果极好的房间里自怨自艾；．．．．．．在这里，我们并没有欣赏到代表他风格的低音大提琴的演奏，而是时而惊讶于他的独白里面的神经质和歇斯底里。
但其实这些也并不令人惊讶。他是个小人物，渴望在工作中被人瞩目，渴望找到脱离平庸的爱情。可是，他没有，于是彷徨，难过，自高自傲，自轻自贱。这个德国编剧帕特里克.聚斯金德创造出来的小人物形象，放在中国来审视，竟然具有很多相通一致的特征。可见，小人物的社会地位、压抑不平的心理是不分国界的。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哪里都有郁郁不得志的小人物。如果这个小人物又有一个艺术家的心理特质，敏感，细腻，多愁善感，那就难怪要失眠多日，精神趋于歇斯底里，都快要崩溃了。难怪看的时候，儿子在旁边跟我悄声说：“他疯了，他真的是疯了。”
整剧看完，灯光乍亮，掌声响起，我却意犹未尽，似乎还在等着剧情接下来的发展。妻也在问我：“这就好了？已经结束了？”我点点头，是结束了。可是我却是有所等待。等待什么呢？剧中，低音大提琴手在大剧院演出结束时，不顾一切离开自己在乐队原来的位置，跑出来向莎莎表白；而剧院内一位观赏演出的外国总理的保镖看见情况异常，以为有人行刺，遂果断开枪；只听一声枪响，他应声仆跌在地；此时场内想起莎莎优美而缥缈的歌声．．．．．．观众一时错愕，后来才知此幕只是这个低音大提琴手的一段臆想而已。灯光重又大亮，他从地上一跃而起，恢复如常，重新抱起低音大提琴，准备到大剧院演出。此时，他却还想着如何向莎莎表白，还要人们关注一下明天的报纸。他抱着琴从门口走出去；剧终。观众好像在期待着什么。我不知道别人期待着什么，但知道我自己期待什么。演出结束，走到外面，跟妻说：“我觉得这部剧整体给人一种比较沉闷的感觉．．．．．．”妻打断我：“这部剧的主旨就是要表现主角内心的烦恼沉闷啊。”我“哦”了一声。其实我在等待此剧给人的一抹亮色。我记得我此前看的无论是传统戏曲，还是现代话剧，其剧情无论如何跌宕曲折，结尾必是要么大团圆，要么有新的希望在前方。此剧的亮色在哪里呢？没有。这个低音大提琴手还是要不管是爱是恨，继续拉着他的琴，过完他的一生（如果他的生活没有出现什么意外的话）；因为他除了拉琴，其它什么都不会。
说到亮色，我想起了前一阵看的电影《夏洛特烦恼》。里面的小人物夏洛比起这个低音大提琴手来，更是身无长处，老婆日夜工作养活他，他不工作却还不知足，还在折腾，要让参加校花婚礼上的同学们高看他一眼。结果被老婆揭穿谎言打回原形后，恼羞成怒还想要离婚。后来在马桶边上做了一个长梦后，终于醒悟，从此就黏着老婆不放了，因为他知道真爱在身边了。啦啦啦，原来这就是幸福的生活。“亮色”来了。然而这样的亮色太虚假。正如有些评论者所说，现实中，像夏洛这种不思工作不好好生活、整天游手好闲混饭吃还想着校花的男人其实连女人的手都碰不着，更别谈有一个美丽勤劳的马冬梅死心塌地地爱着他。这种亮色，很多时候，只能是对现实生活的廉价意淫。很多时候，作家、编剧、导演并不一定要给出亮色，虽然这是很多观众（包括我）的一种审美习惯、精神需要。生活就是生活，它并没有永远的欢声笑语，它并没有永远的公平，它时不时地露出冷漠的一面，甚至是狰狞的一面。在戏剧中，我不讳言，我喜欢亮色，因为我更喜欢看到希望、梦想，但是我也必然地尊重一部没有亮色的话剧，因为它是如此的真实，哪怕真实地令人窒息。它反而能引发人们更多的思考。
其实有时候，如果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时不时地碰上猝然而至的意外打击，这本身已经是够幸福的事了。在现实中，我们都在生活的此岸，未达彼岸，心有不甘。然而很多时候，一念之间，便是彼岸。所有的亮色，都藏在心里，只能靠我们的内心去感知与寻找。一部没有亮色的话剧，可能就是一个引子，除了那种忧虑、无奈、迷茫情绪的宣泄，还理所当然地让我们去反思。
（ 此文初写于2015-11-1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