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故乡小住几日，热闹往来的人群，就像小村土地里长出了无数的蘑菇，有我从小就熟识的，也有大多不认识的。
听三嫂说二哥常来她的茶馆看打牌，我暗想，有十五六年没见过二哥了，不知他现在过得怎样？
从里间接了电话出来，我看到一个干瘦的老头，正从外抬脚桛进灰尘满满的玻璃推拉门进屋来。他穿着一身斑驳褪色的迷彩服，裤腿半卷，脚上遢着一双看不出颜色的塑料凉拖，满头的白发有四五公分长，乱蓬蓬地偏倒一边，像刚被大风给吹歪了，又像是刚被太阳晒干塑了形。他宽阔的额头布满深深的皱纹，像冬天的田埂。又尖又瘦的脸，土黄晦暗，胡子拉碴，下巴半吊着，嘴空瘪瘪的。
我心里一惊一跳：这是当年那个能挑三百斤稻谷爬坡上坎，还一边唱歌的二哥吗？怎么已经变成了这样子？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我从他眉眼间确认：没错，就是我幺伯家二哥。
一时，我心里一阵酸楚，悲戚感无力感立刻漫了出来。
“二哥！……”我走过去，不由自主地去拉着他的手，有些激动：“还认得我不？二哥，我是丫妹儿。”我心里又喜又惊，声音有点儿颤抖。只见他的颧骨似乎动了一下，脸上却没有表情，就像一截半朽的木桩。他迟疑地晃了我一眼，翕动空瘪的嘴，却只从喉咙里发出一个混沌的回音“哦”。表情木然、淡然又恍然，也没有唤我小名，也没笑。就像，我们根本从不认识；就像，我只是一个问路的陌生人；就像，我是长在他脚边的一棵蒿草，他叫不出名字，也没有必要叫出名字。
记忆中的二哥，从那扇昏浊的玻璃门缝里挤了进来，拉着我回到故乡老屋坡下山坳间，火红的太阳下那片金黄色的稻田。
父亲，幺伯，二哥，三哥，两辈人，四个男子汉，正好组成一个打谷搭子。两个人割稻，另外两个打谷。你一搭，我一轮，轮流把稻谷摔打在方形的大木拌桶里。蹦、蹦、蹦蹦、蹦蹦，响亮而有力的摔打声，此起彼伏。他们一边忙碌，一边笑谈，一边耶嘿。收获粮食的幸福，让他们忘记了当年的饥荒。
我那时大概十岁，任务是做后勤保障，负责给他们端茶递水，换洗擦汗毛巾。
二哥那时已二十六岁，满头浓黑头发，天庭饱满，浓眉大眼，不算高大，但身板壮实，青春逼人。
我站在窄窄的田坎上，见二哥用一个大撮箕，从拌桶里撮了满满湿热的稻谷，倒进大挑箩筐里。一只又大又肥的漂亮蚱蜢，翅膀透绿，撑着大长腿，凑热闹似的，一弹一跳进了箩筐里。二哥随手捏住它的翅膀，大步跨过水田，笑朗朗地递给我：“丫妹儿，看，油蚱蜢！拿回去炸了吃，香得很。等会儿我再给你捉一些。”他笑得很开心。转过身，绾起扁担两头的棕绳，弯腰蹲下，用力直撑腰，涨红了脸，试着站起来。重担压在他肩上，也压在我的心里，不由得为二哥捏把汗。两端箩筐渐渐升离地面，二哥使劲站起来了，扁担闪微微，压得咕嘎响。我的目光追随着两箩稻谷和二哥背影，一起爬坡，一起上坎，一起转弯。二哥似乎攒着用不完的力气，欢欢喜喜地挑回家去。心想，长大后若嫁人，也要嫁像二哥这样性格开朗，吃苦耐劳的男人。
一眨眼，仿佛穿越了百年的光阴，是什么魔咒，竟把当年田野里那个年轻又阳光的壮小伙子，变成了如今眼前这个外形干瘪，精神萎靡的老头？
“你好久回来的嘛？”二哥终于想起似的问了我一句，他语音含混低沉，但我还是听明白了。一瞬间，当年那个可亲的二哥似乎又立体真实地站在我的面前。
正想跟二哥摆摆家常，很想知道这些年他都经历了什么。这时，进来几个中年男子。三嫂笑着喊到：“强娃，来啦？围起。”
男子很熟练在麻将桌四方围坐起来，三嫂端来热腾腾的茶水。二哥迟缓地抽了一条竹凳，也不声不响地凑过去。他不打牌，他在旁边看，他不再跟我说话。
二哥是我同宗同姓的堂哥，虽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在我从小的记忆里，两家人互帮互助，你来我往，亲如一家。
记得母亲曾经摆过，我四五岁的时候，独自跟着二哥跑到村里的晒谷场，一整天跟着一群娃后跑，在一个个高高的草堆里玩藏猫儿的游戏。天快黑了的时候，是二哥用背篼背我回家的。到家，我已趴在二哥背上睡着了，头发被汗水湿透了貼在额头上，小手小脸又脏又黑。
如今二哥的生存状态，让我心里隐隐作痛。我从姐姐和三嫂那里得知，二哥小学都没读完，也没任何技能特长，种地农闲之余，就靠在附近打一点零工补贴家用。二嫂有癫痫病，十年前，一次突发疾病，掉进一个粪池里，挣扎不出来，死了。他们唯一的儿子，十多岁就外出打工去了。二十年间，只回来过两次。二哥也不知他在哪个地方，也不知他在干啥，后来甚至没有任何音讯，二嫂死了，儿都没回家来。这些年，村子里的人差不多都随子女搬走了，一户户农家老屋逐渐倒塌，田野荒芜，杂草丛生，只剩二哥一个人还在老屋住。
二哥今年六十六岁，一个人孤零零地陪伴着老屋，孤零零的老屋也陪着他。似乎，从出生那一刻起，他与土地，与老屋，注定此生必定彼此绑定一辈子，相生相融，相依为命，不离不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