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一八年夏天，弱冠。

那天白天天气晴的很，阳光刺眼，人们的脸都被烤的红通通的。我一如往常，睡过第一节课，在九点五十五分准时坐到了教室的最后一排。我记得那天白天过得很快，跟现在每一个白天一样，夜晚则不同，跟现在每一个夜晚一样。

五点十分，晚霞吃错药似的挂在天边，在这样一个北方工业城市实属罕见——大多数时候这个城市都是被灰与白笼罩着，看上去就像良家妇女在夜晚脱掉衣服后露出来的无趣的乳罩跟三角裤。

在跟爸妈通过电话后，我带着满脑子的生日祝福走出了校门。天完全黑了下来，商铺闪烁着彩灯——那些彩灯我在实验室便能做出来，对于一个理工科大三学生来说还算简单。烟雾从手指升起，我呆立在校门口，望着各种颜色，想象着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许那家面馆正忙得不可开交，右手边澡堂里的人边洗边咒骂着今天受到的不公，左前方网吧里一个中学生正在跟找他回家的妈妈吵架，远处高档酒店里有位俊俏的姑娘梨花带雨地看着洁白床单上鲜红的血迹。各色的人做着各色的事，各色的事在各处发生，一如往常，十分可疑。

右肩好像被什么打了一下，把我从思考中打了出来，我已经忘了她的模样，但那双鲜红的嘴唇，这辈子都印在了我的脑海中，我大脑皮层的一小块从此便被她占领了。

她问我借火，我什么也没说，把打火机拿出来递给了她，他眼睛看着别处，一只脚半翘着问我今年多大了，我告诉她十九，又想了一下其实二十了，但我没说，因为我懒得说，她说我是小弟弟，我没再说什么。我并不想跟她多谈，尽管从小学二年级以后我就再没听过老师的话，但一年级时老师跟我说过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说话却一直是我的生活准则之一。然而这世上大多数事情我并没有选择权。她依然在跟我交谈，一连三只烟，我们还在聊，从老师那里学到的我所相信的最后一点人生准则在第二支烟熄灭的同时也在我的人生中则熄灭了。从那以后，我极其乐意被陌生人搭讪，尽管我依然不去主动搭讪陌生人。

当我发现烟盒已经空了的时候，同时发现前面已经没有路了，没想到已经走了这么远。我看了“大姐姐”一眼，她用手把黑暗中闪着银光的皮包向后反搭在肩头，脚下正在用高跟鞋鞋跟踢着路上的石子。前面不仅没有路，并且是一个垃圾场，数量庞大的垃圾都是我和我亲爱的同学们制造的。此时我们正面朝北，西南方有一处亮光，于是我们就原地立正站好，向西南方转过，迈开了步子。

那天晚上，我跟她从校门口走到垃圾场，又从垃圾场走向亮光的地方，不知走了多久，可能很久，也可能很不久，那时我失去了时间的概念，我一直以为既然时间的概念是人类规定的而不是上帝赐予的，那人们一定会经常失去时间的概念，然而那种情况在我存在的前十九年零三百六十四天却从未发生过，尽管我的每位恩师都曾在我上课迟到的时候说过我没有时间概念。

她说了很多，路上的她非常talktive，我如是跟她说，但她说生活中的她沉默寡言，一天说的话加起来不够一篇八百字的高考作文。她的确说了很多，我感觉她就像一个无底洞，也像鲁迅手中沾满水的海绵，她具体说了什么，我忘了，但从她的话中，我看到了一个人，一个全身赤裸的站在暗夜中的美好酮体，只有右边一个乳房，上面的乳头被吹得也红通通的，另一边本该属于乳房的位置是一颗鲜红的跳动着的心脏，连通往心房心室的血管都暴露在外面，乍看很可怕，但看了一路反而觉得美，直指人心的美，美过梵高的画，美过埃及的金字塔，美过八国联军侵略前的圆明园，美过人们所创造的一切，甚至美过圣母玛利亚，那是我这二十年见过的最美的事物。那鲜红的跳动着的心脏让我的大脑皮层又减少了一块，只为它而留。

那亮光是一家旅馆，周围很荒凉，它前面有一座桥，桥上铺着伸向远方的铁轨。我们就在那儿分手了，我忘记了有没有走进那家旅馆，只记得分手时她告诉我，今天她恰好二十岁，她又说可能不是今天，因为她不知道现在是否过了零点。她还说今晚她很高兴，她甚至用了“爽”这个字来形容她的心情。

我站在那儿，热风吹在脸上，却没有把它吹红，那一刻，我依然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怀疑，但却多了一丝确信。我不知道我的一生会用掉多少大脑皮层，我想让它多被用一点。

回去的路上，我又去了那个垃圾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