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好友冯甫连年以来(不是连日)的交流中，他一直用曾国藩的理学信念和王阳明的心学思路来对身边的事物进行解释和推敲，我跟着后面听了几年觉得实在是跟不上了，赶紧买了本曾国藩的书来读，以期不掉队。
读完以后对曾国藩的个人经历和为官处事之道都有了一定的认识，也从简单的“洋务运动带头人”、“平定太平天国第一功臣”、“刺马案幕后主使？”等等符号化、传奇化的认识里面脱离出来，见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一个省察克己的超人、一个内圣外王的圣人！
【内圣】
现在很多讲曾国藩的书都强调这么一个观点：“曾国藩的一生告诉我们，一个中人，可以通过自己延年累月的陶冶变化，而成为超人”，说潮流一点就是“他的成功可以复制”！看了这本书以后，对这个观点，我觉得也对也不对。说对，因为曾国藩虽然位高权重、成就非凡，但在他同时代的人里面确实算不上最为聪绝的，他考了七次才中了秀才，而同时期的左宗棠、李鸿章个个文治高超，再晚一些的梁启超更是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说不对，那就是曾国藩毕竟是进士出身，放在现在起码也是清华北大和湖南省文科状元，其天资绝对还是上游的。那曾国藩相比同时代的读书人，智商稍逊但仍能位列权臣，他过人之处在那里呢？这本书看完，我认为得益于他几个不取决于智商而取决于心智或者说心力的核心品质：
一、有恒
曾国藩自己评价自己“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这“日课本子”说的就是每天用工楷记录的日记，细细回忆检查自己当天一切言行，发现不符合对自己要求的就甄别出来，深刻反省：
这日课一做就是一辈子，离世当天还写过日记，曾国藩坚持做这件有益的事情，在长时间的累积下日日精进，改掉坏毛病、得到好习惯、提升能力、总结方法，可以说他的政治水平和军事战略都仰赖做日课才得以不断提升。
而要达到这“有恒”，曾国藩认为有3个方法：
1.勉强
曾国藩认为：“一日勉强、日日勉强，一事勉强、事事勉强。久之，则渐近自然”，而且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能勉强自己，则一事无成：“若不能勉强，而听其自至。以顽钝之质，而希生安之效。见人之气类与己不合，则隔膜弃置，甚或加之以不堪，不复能勉强自抑，舍己从人，傲惰彰于身，乖戾著于外，鲜不及矣”(这里面还包含这一种对他人的开放心态，这一点后面会提及)。而这“勉强”之心法的外在表现，就是曾国藩最擅长的——“熬”技！也就是在困难之时不低头、不回望、不找借口、不另寻方法，只是“呆”着向既定的方向用功“熬”下去，如曾国藩有名的“结硬寨、打呆仗”和“一书未读完断不看他书”，都是靠的“熬”技，而熬的过程中内心痛苦、心力强劲，不得不服。
2.夹持
所谓“夹持”，就是让身边的人来监督自己达成目标，也算是对人社会属性的运用。为了得到夹持，曾国藩将自己的日记送给朋友们阅读点评，以此交流修身的心得体会(这一点我和冯甫沿用已久)。曾国藩说：“盖名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
3.高志
曾国藩30岁立志“做圣人”，以后每日、每言、每行、每事、每思(甚至每梦)都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脑子里面那根“弦”到死都是绷得紧紧的，因为他立志要“做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之人”！这让我无法想象——我绷一会儿都难受。
二、开放
曾国藩是个经验主义者，凡事总是愿意亲身经历，亲自体验、乐于尝试、勇于尝试、勤于尝试。他不被什么定论先入为主，总要亲身尝试了，亲眼见到了，才下结论。他做事讲究“四到”——身到、心到、口到、眼到才算完。
其实这也是中国历代士大夫所缺失的“科学精神”，这才是“实事求是”！中国传统式思维尚直觉、重体悟、善类比、轻逻辑。曾国藩作为理学大家却谦虚谨慎、客观求真——曾国藩读《史记》觉得里面真话少假话多(吾观《史记》寓言居十之六七)，看《二十三史》的战争记载认为是文人之见不足为信(皆文人以意为之…断不可信)，甚至看古代兵书都觉得是书生之见不能直接在现实中运用(孙武之不能自践其言)——读了几十年四书五经中了进士的人，还能这么冷静客观的批判世间普遍赞成的经典，真是十足的开放心态、科学精神。
最后用曾国藩的话总结：“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知世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
三、尚拙
曾国藩尚“拙”，他说“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他所谓“打呆仗”就是这个心法，对每一仗都做足准备，把每一个细节、退路、对策都考虑清楚了才开打，可谓心思缜密、殚精竭虑。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不怕费心费力，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对事物进行了精到分析的基础上，再找出要害，把握关键。每次处理完了之后，还要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次作参考。所以曾国藩攻城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月两月，往往是一年两年，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的挖壕沟，等到战争结束，城墙外的地貌也被湘军彻底改变了！
他与人相处，也讲究这个心法。所谓“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这也是为什么曾国藩麾下谋士如云、朋友极多、得道多助的原因。这更是为什么左宗棠一辈子虽然跟他恩怨情仇，但在曾国藩死后的挽联上竟愿意自道“晚生”的核心原因。
人格魅力。
【外王】
曾国藩一生最大的功绩莫过于击败了太平天国，扶大厦于将倾，几凭一己之力，把大清灭亡的日子往后推了几十年，而这功绩也带给了他两百年大清朝八个谥号文正中的一个！所以曾国藩不但是思想家，还是军事家、改革家、实干家，故而在“内圣”的基础上又有了“外王”的美誉。
能成就如此丰功伟绩，我读下来觉得大概归益于他个人行事方针中的两个特点：一是对人对己真诚恳切，二是处世言行缜密审慎。
一、诚
前面提过，曾国藩一生提倡以“诚”对己、对人，他说：“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曾国藩是个大社交家，亲情和友情是他一生快乐的两大来源。他一生辛苦自持，自言很少有生趣。然而在友情方面的付出与回报，均远多于常人，考曾国藩于人生五伦，几乎没有任何缺憾，与他秉持“诚”的态度是分不开的。
1.曾左恩怨
甚至遇上了左宗棠这位“瑜亮情结”慎重的大冤家，曾国藩也没用作出任何“不诚”之举。据说左宗棠后半生话匣子打开就合不上，且从头到尾只说两个事：一是吹嘘西征剿捻的丰功伟绩、二是大骂曾国藩的种种不是，以至于薛福成在日记里面说自己两日内找左宗棠议事三次，结果每次左宗棠都“刺刺不能休…令人无可插话”，左宗棠的侍仆则习以为常，在太阳落山前兀自“举茶杯置左相手中，并唱送客二字”，搞得薛福成每次都“吾乃疾趋而出”！(看到这里差点笑岔气)
即便如此，曾国藩对左宗棠依然没有太多的个人情绪，只是“几乎”断了书信往来，但在朝廷询问西征剿捻人选时，曾国藩则力荐左宗棠，而且把自己最得意的部下刘松山交予使用，后来提供的军饷也是最为及时、足额，不可不谓之“诚”！
2.用人有方
曾国藩用人，抱定立人、达人的原则，绝不因自己用的顺手就把这个人压在自己手下不使其升迁(相比左宗棠——一个谋士八年升了半级，索性归田)，他更加善于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对朋友提携报答，不遗余力。曾国藩一生功业，半受朋友之助；他事业的成功，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善于用人、以诚待人的成功，也是人际关系的成功(有港铁风范)。
3.对李秀成
虽然这立个二级标题有些不合适，但是值得单独拿出来说。
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藩对他进行攻心，套取资料情报，其间对待李秀成态度谦和、言语体贴，表现出一种真实不欺、推心置腹的神态，以至李秀成最后说曾国藩“有仁爱”、“有德化之心”。甚至最后李鸿章违背朝廷献俘北京的要求，在南京将李秀成处死，但李秀成临死前对曾国藩仍然毫无怨意，说：“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世图报！”
高山仰止！
二、慎
这个“慎”一来想表达曾国藩一直以来的心机之缜密审慎，二来想表达我对他政治水平、个人魅力的钦佩与叹服。
1.时机与人命
太平军被赶出江西后，曾国藩向朝廷请示由左宗棠独自带兵督战浙江，朝廷同意后曾国藩却一直让左宗棠按兵不动。原来这时太平军已经把浙江巡抚围困在杭州，凶多吉少，若此时启程：救成了，左宗棠做不了浙江巡抚；救不成，还需承担救援不力之责。曾国藩一直到月底得知了浙江巡抚自缢而死，才命令左宗棠迅速入浙。
所谓时机早晚、人命轻重，涤帅心中自有尺度，这才是成大事者不纠结呀！
2.看破不点破
天京攻破后，左宗棠以曾国荃漏放了洪秀全之子却瞒而不报为由，向朝廷打了曾国藩的小报告，曾国藩只得向左宗棠发起了反击，而反击之内容，乃是数年前左宗棠攻陷杭州时，数万名太平军逃出包围的老底，这个事情当时曾国藩已经心知肚明，但是一直为左宗棠保密，一直到左宗棠咬着曾国藩不放，他才不得不作为杀手锏抛了出来。
所以涤帅官场纵横，敏锐老道，凡事总能看破，但非一万不予点评，总是清者清、浊者浊，涤帅以“成事”为目标，宁可和风同尘，绝不高风亮节，更不让别人难为情，用当代大众心理学的话叫“内部价值导向”。如他自言：“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
他为人清廉却不予人知，为官日散千金而守陋规，就是为了不让别人难为情。
3.有原则？没原则？
看到这里仿佛觉得曾国藩依然丢了他的“诚”字法则而成了一个纯粹的机会主义者了，其实这书看到最后我觉得断不可下此结论。因为曾国藩所谓坚持，是站在更高层次上的坚持，是为整个国家通盘考虑的坚持；而曾国藩所谓的变通，乃是以目标完成为导向的变通。这坚持与变通二者刚柔并济、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何时坚持何时变通？则源自当时当事当人的推敲与思付，依靠的还是曾国藩对每一个细节的心思缜密和殚精竭虑，就事论事、实事求是。最后，写个打油诗总结一下曾国藩的行事准则：
不以“主义”缚手脚，
只依“目标”定方针；
内守“圣人”思己过，
外尊“成规”得人心。
2016年5月7日
全儿于大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