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沈从文的学生。这两人的名字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颇为响亮。“边城”“翠翠”的老故事被古镇凤凰作为资源热炒，觉得美则美矣，但未免疏离。想一下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城头变换大王旗。而沈从文的故事，多半古朴，缓慢，山野加原始。故事里的爱恨情仇几乎看不出什么时代特色，原始的山野的也许就是共性的人性的永恒的。所以这些故事即使今天再拿来读也不觉得过时。

汪曾祺从古人和沈从文那里很好地接过了这一传统。文字老辣，舒缓。“抒情，不要流于伤感，一篇短篇小说，有一句抒情诗就足够了，抒情想菜里的味精一样，不能多放。”他回忆恩师的著名文章《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满含深情的回忆了40多年里和先生之间的点滴往事，文章细腻而纪实，五六千字的长文几乎不发任何感慨，只是到了最后遗体告别才有这么一句话“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这样的表达，在他的文字里已经算是抒情的上限了。

在如今这个眼球经济，审丑时代，点击率为王的时代，这种含蓄内敛，韵味悠长的风格几乎绝迹。文化精神枯萎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时代潮流滚滚向前，一切都最终由历史给出回答。但我们还能所接收到，这种谦淡冲和简笔浓情的文学艺术，汪曾祺曾经努力传递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