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毛泽东着眼于复杂的政治现实，越来越多地把阅读视野投向历史文化，思考历史和现实的关联。
“九·一三”事件发生，按那时风气，必然引出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即林彪在“文革”中所为，属于极“左”还是右？说其极“左”，可能意伤“文革”；说其属右，道理上似又讲不通。由此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着“形左实右”。这样的右，不是一般的右，而是极右。这样讲，很符合当时的政治思维习惯。
事也凑巧，从林彪的住处发现他抄有“克己复礼”之类的孔子语录；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也把毛泽东说成是“当代中国的秦始皇”。这就为批判林彪的“形左实右”提供了依据，进而引发毛泽东把现实问题和历史文化联系起来思考，把对儒法两家的评价推到讨论的焦点位置。因为提倡“克己复礼”的孔子从理论上代表儒家，秦始皇从实践上代表法家，他们的历史发展观是不同的。一个向“后”，一个向“前”，用今天的说法，恰如一“右”一“左”。
事实上，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读谈中国思想史，就表达出“扬法抑儒”观点。“文革”中，这个观点越来越鲜明。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他明确讲：“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的书），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还对在场的郭沫若说：“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但是，在范（文澜）老的书（《中国通史简编》）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韩非这一派，还有商鞅、李斯、荀卿传下来的。”
把“评法批儒”同“批林整风”联系起来，是1973年点的题。这年8月5日，毛泽东同江青谈道：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这期间，他还写了《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论》这篇史论，阐发了设置郡县、废除分封、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属于偏向秦始皇的法家一路。毛泽东读之，联想到郭沫若《十批判书》中“扬儒抑法”观点，写诗“呈郭老”，也属自然，似不关涉现实中对郭老的政治定性。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是毛泽东一生写的最后一首诗作。以“扬法抑儒”为主题封掉诗笔，也引人遐思。在毛泽东看来，当时中国的发展，似乎也存在着相似的选择：是像法家那样厚今薄古，“法后王”，向前看；还是像儒家那样厚古薄今，“法先王”，向后看。林彪要“克己复礼”，步孔子后尘，显然是要复辟倒退。这就涉及怎样评价“文革”这个大问题了。“文革”后期，从“批林批孔”发展到“评法批儒”的基本逻辑，大体如此。
“评法批儒”运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74年6月中旬，江青让中央办公厅把好几篇评法批儒文章印成大字本，送给毛泽东阅读。其中包括：梁效《论商鞅》、燕枫《孔丘的仁义道德与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廖钟闻《尊儒反法的〈辨奸论〉》、郑教文《儒家的仁——阴险狠毒的杀人术》、庆思《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家李贽》等。毛泽东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几次谈话中，还说道：“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这些要求，整理进了中共中央1976年3月3日发出的《毛主席重要指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也公开发表了。
与此同时，毛泽东读《水浒传》发表的一个谈话，也在当时发生了重大影响。1975年8月13日晚上，他同请来读书的芦荻谈道：“《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个谈话，主要是表达毛泽东阅读《水浒传》的一些体会，反映他晚年阅读此书，特别关注梁山起义军在“架空”晁盖的宋江带领下，最终投降朝廷的悲剧。他“文革”前读谈《水浒传》，基本上没有从这个角度议论过。这个变化，是从“文革”后期开始的。1973年12月的一次谈话中第一次提出：“《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1974年又说：“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1975年集中评价《水浒传》，根本点是要求把这部小说“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关注《水浒传》的投降悲剧，不能说和毛泽东晚年对现实的忧虑没有关联。但是不是要搞成全国性的“评《水浒传》”运动，那倒也未必。姚文元等人无疑是借机造势，把批判矛头引向党内高层的所谓“走资派”，把毛泽东阅读《水浒传》略带现实忧虑的评论，极端地引向政治现实。特别是江青，无端大讲评《水浒传》的现实政治意义，甚至说宋江架空晁盖，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
评《水浒传》，不其然间同中央领导层的政治分歧挂上了钩。其间的详情，当事人邓小平1977年9月29日同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谈过。他说： 那时他眼睛不好，找人读书，有一次找人读《水浒》，在读的过程中毛主席有些评论……并不是针对哪个人的。后来，“四人帮”歪曲毛主席评《水浒》的意思。一九七五年农业大寨会议期间，江青以批《水浒》为名，实际上就是批“民主派”、“走资派”和“投降派”。她想借此名义转移会议方向。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我的汇报说：简直放屁，文不对题，不要听她的话。我马上打电话制止了。“四人帮”就是干这种事情。他们说宋江夺权把晁盖架空，实际上他们首先是说周总理把毛主席架空，后来又说我把毛主席架空。这完全是“四人帮”自己制造的。
江青的发挥，显然已超出毛泽东评论《水浒传》的初衷，引起他强烈反感。此后，“评《水浒传》”的热潮便自然歇息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