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顺古镇一家咖啡馆的四楼露台,我得以俯瞰古镇的全貌,连成片的黑灰色瓦片屋顶,和我去过的其他江南古镇别无二致,不远处是一大片绿色的稻田。当地的朋友介绍到“再稍远处便是来凤山,山上还有一座来凤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还有在两座山峰的夹角间微露出的腾冲县城。
80年前的来凤山上和腾冲城里,曾发生过惨烈的抗日战斗,据说至今山上仍到处可见那场战争的遗迹 - 日军遍布的战壕和大大小小的弹坑。来凤山算不得高,而古镇又在山脚下,在我所处的露台位置,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山上矗立的文笔塔,那也曾是日军的一个重要据点。
这里是云南的腾冲,如果不是因为工作的缘故,我想很难会特意来到这里。然而短暂的腾冲之行却让我收获了很多故事,以及回来之后仍想要不断了解这座古城的“后劲”。
对于腾冲,我不能算是一无所知。中学地理课本上的人口地理等分线(胡焕庸线)便是将西南的腾冲与东北的黑河(瑷珲)相连。在等分线的西北是全国64%的土地面积和6%的人口,而在线的东南则是36%的土地聚集着全国94%的人口,虽然我讲不清楚这条分界线更多的学术意义,但无疑让我知道了腾冲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是西南的一座“极边之地”。而在上海也能尝到的云南小馆子里,我吃过和腾冲相关的名菜“腾冲大救驾”,当然菜本身是质朴的,就是炒饵块,饵块是云南特色的米制品,口感上难说惊艳,但有了故事的加持,用时下话讲,便有了能走向全国的IP。以上便是我此前对腾冲的全部认识。
自然,腾冲比我以为的更有历史和文化。
初到腾冲的当天,我误打误撞来到董官村,涌上来的却是无比熟悉的气息:牌坊,家族宗祠,寺庙,带天井的院落,这些汉地宗族的文化元素轻易可见,走马观花一圈,发现村落的整体形制和我在安徽,江浙一带或是广东看到的古村落一样;村子里的老人们三三两两坐在院门口打牌,晒太阳,悠然地消磨着午后的时光。
时间拨回到六百多年前的一场战争。那是大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太祖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大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将,率大军远征云南,平定蒙元残余势力的叛乱,而董氏先祖正是作为沐英帐下的士兵随军来到云南。叛乱很快得以平息,但朱元璋为了固防边境,命沐英留滇镇守,经营边疆。自此,大批的随军将士留在了云南边境屯垦戍边,这项汉武帝时期经略河西地区的国策在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士兵们战时作战,闲时屯田开垦,中原文化由此传开,并塑造了今日腾冲之历史:在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地区,地处边陲的腾冲却是一座以汉族为主体,中原汉文化为核心的古城,盖居民多是内地移民和戍边将士的后代,耕读传家的文化传承至今。
当我第二天来到和顺古镇的时候,这种感受更为强烈,青砖黛瓦的徽派建筑在群山环绕之下更似身处江南,而“寸,刘,李,尹,贾,张,钏,杨”这和顺八大姓的家族宗祠,则是数百年来家族在此繁衍生息的有力见证,以血缘为核心的宗族制度成了凝聚家庭成员的重要纽带。可以想象,在少数民族文化浓厚的云南地区,这些汉族的文化传统和家族宗祠就好像一座座灯塔,指引着后代子孙“隔江隔海会归来”。抵达腾冲的两天正值清明刚过,在宗祠的门口依然可以见到从越南,缅甸各地归来祭祖的侨乡。
腾冲的地理位置大致这样:西边与缅甸毗邻,东边则是高黎贡山,“高黎贡”是景颇语,意为“高黎家”的山(高黎族是景颇族的重要一支,故得名),过了高黎贡山,便是著名的怒江了。“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高黎贡山上多山珍。除了大家所熟知的菌子外,更多的是当季的山野菜。来腾冲的这两天,我也幸运尝到了很多在上海难以见到的鲜野菜,瓜茎,蕨菜,苦子果,棕包(棕榈树的果实),山苤菜(一种宽叶韭,形似大葱)等等,做法各异,味道清奇,而这也不过冰山一角。“大救驾”自然得吃,既是主食,也是小菜,但正宗吃法还得搭配上“青龙过海汤”,鲜酸开胃,酸味的来源则是本地人自制的干腌菜,以蔬菜发酵脱水而成。这主食配上酸汤才是当年永历帝也不得不感慨的“救了大驾”的套餐。
腾冲的特色美食还有稀豆粉和铜瓢牛肉。董官村村口的木翠稀豆粉是上了《舌尖上的中国》的,稀豆粉形似老北京的传统早点面茶,都是粘稠的糊状,口味上见仁见智,区别在于稀豆粉是用豌豆磨成粉,而面茶则用北方的小米面。腾冲的牛肉也不错,在腾冲市区东面的东山草场,就出产优质的黄牛肉,本地人带着吃了几家牛肉小馆,没遇上不好吃的。腾冲所在的保山市有着丰富的铜矿资源,民间智慧一结合,以铜瓢来做牛肉的食器,当地的美食名片就应运而生了。总之,在有好食材的前提下,烹饪的方式似乎也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我热衷于探索各地区的饮食特色,之前来过几次云南,总要感叹云南地区是食材之宝库,东西南北各有绝活。上一次到昆明就令我印象深刻,吃饭点菜的时候大家七嘴八舌,一看客单把自己给逗乐了,竟点出了一个云南地理大拼盘,“思茅酸汤鱼,宜良小刀鸭,丽江紫洋芋,版纳芭蕉叶烤肉,清炒大理海菜”,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东面的高黎贡山,西面的缅甸可以说是腾冲或是整个滇西人的另一大“依靠”。缅甸盛产翡翠玉石,出境到缅甸务工成为滇西人的谋生方式之一,自古也便形成了“穷走夷方急走厂”的传统(“厂”是指缅甸,越南等邻国的银,铜,铅等厂矿和缅甸的玉石厂),“民国时期云南省人到老银厂做工,来去自由,不受契约、条约、法律的约束,不涉及华、英、缅之间的国家关系”,虽然普遍工作艰苦,但收入也较国内要高得多,由此,大批的滇西人就像山东人闯关东,山西人走西口一样,沿着世代相传的传统路线由“龙陵的木城、腾冲的古永、盈江的昔马,陇川的章凤,怒江的片马等地”再到后来滇缅公路上的畹町,瑞丽口岸 去“闯夷方”,并因此侨居于缅甸,越南,马来亚,新加坡等国。
所以如今的和顺也好,董官村也好,都是腾冲著名的侨乡。古村落里的一座座“洗衣亭”透露着特殊时代背景下古早味的浪漫和无奈:在外闯荡的男子们挣到了钱,却无法常回家,只能为远在家乡的妻子造一座亭子,在河边洗衣做饭时可以为她遮风挡雨。
腾冲的朋友不忘提醒,除了和顺古镇,国殇墓园要去走一走。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能实现,关于滇西的抗战史只能在回程的路上通过资料和纪录片补足。
腾冲城是抗战时期全国第一座被收复的城市,这是一条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历史事实。当我们习惯首先把抗战的目光聚焦在东北,华北和东南沿海的时候,在西南的边陲,在腾冲,在龙陵,在松山,那支带有特殊番号的部队:中国远征军,经历了惨烈的战斗。
当东南沿海遭遇日军封锁,国民政府退居重庆之际,西南的滇缅公路便成了接收国际援助的重要陆上运输通道,盟军的援助物资从缅甸出发,经滇缅公路进入云南境内。当日军攻入缅甸,而驻缅英军又节节败退之时,丘吉尔向蒋介石求援,中国远征军肩负着历史使命进入缅甸救援。而当远征军入缅之际盟军早已失去最佳战机,日军先后占领了仰光等缅甸主要城市,几次会战都以失利告终,远征军一退再退,直至云南边境的畹町失守,保山遭到日军的轰炸,日军部队尾随撤退的远征军进入中国境内,并一路推进至怒江的西岸。
远征军炸毁了连接怒江东西两岸的唯一一座惠通桥才算是阻挡了日军继续东进的步伐,从1942年至1944年5月滇西反攻战打响之前,两年的时间日军据险而守,与远征军隔江对峙,而滇西包括腾冲城在内的大片土地就此沦为了日占区。
怒江的西岸就是高黎贡山,日军在高地构筑起了大量的防御工事,也把腾冲城打造成了一座堡垒。1944年5月,远征军第20集团军198师作为主力抢渡怒江,滇西反攻战打响。而远征军面临的是连续三道满级关卡,先是仰攻高黎贡,再是拉锯来凤山,最后是鏖战腾冲城。数月的战争伴随的是刺刀见红的拼杀,重机枪的扫射,战机的轰鸣,军民一体的舍生取义,昔日的腾冲城也在战争中化为焦土。
1944年9月14日,被日军占领两年之久的腾冲宣告光复,远征军付出了近2万人的伤亡,这便有了后来的国殇墓园。国殇取自屈原的《九歌》,是纪念为国阵亡的士卒的挽诗。
在纪录片《腾冲腾冲》里,亲历过滇西反攻战的和顺乡村民回忆起远征军与日军在来凤山打拉锯战时的场景,“大家站在自家房顶,或是村里的高地,远眺来凤山,就像是看实况战争大片。”
我回想起自己站在咖啡馆露台的那个午后,也许80年前那正是村里的某一个高地,眼前那一片青灰色的屋顶上也曾站过更多的“战场啦啦队员”,头顶上是战机的轰鸣,远处是纷飞的战火,内心是对胜利的期盼。
腾冲这座城市也就这样住进了我的心里。愿大家都能内和外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