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一张精密的网格，而我卡在某个最小的刻度里。
银行账户的数字，就像这座城市一样规整，每月准时出现，又准时被分割、缴付。七年爱情，跑赢了校园的四季，跑赢了毕业的迷茫，却最终在某个标着“首付”的终点线前，力竭倒下。她收拾行李时，拉杆箱的滚轮碾过地板的声音，像钝刀子割在心上。我想说“等等”，或者只是喊一声她的名字，但喉咙像是被水泥封住了，只能站在窗边，看那个熟悉的、跳跃的马尾消失在楼梯拐角，融入楼下流动的车灯里。
那晚的风，很硬，带着钢筋水泥淬炼过的冷。
第二天，我把一张薄薄的纸，放在部门主管的桌上。他看了看，没多问，只是拍了拍我的肩。一切都很安静，像一场默剧。
我回到了出生的地方。院门前的父母，踮着脚，望向我来时路的方向。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黄土地上。“爸，妈，”我的声音有些干涩，“不用看了，她……不会来了。”
母亲脸上的光暗了一下，随即又亮起来，带着一种我熟悉的、属于这片土地的韧劲。“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你也老大不小了……”她的话没说完，但意思已经递到了。
“嗯，”我听见自己说，“明天，托媒人说一个吧。”
“好，好！”父母的声音顿时轻快起来，像卸下了一块石头。院门“吱呀”一声关上，把我和过去的世界，彻底隔开。
见面安排得很快。县城郊区的姑娘，叫小芳。她坐在媒人家略显陈旧的沙发上，手指规规矩矩地叠放在膝盖上。我伸出手：“你好，我是某某。我的情况，媒人应该都说了吧。如果……你觉得还行，我们出去走走？”
她站起身，手很小，有些凉，轻轻握了握我的。“好。”她说。
我们沿着县城的街道走。话题是生疏的，关于土地，关于天气，关于家里几口人。但不知怎的，竟也断断续续地有了笑声。风很大，是北方的干冷，刀子似的。我看见她不时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嘴边呵气，又迅速缩回去。
“你等一下。”我说。
街角有个红薯摊，铁皮桶炉子烧得正旺，香气霸道地弥漫在冷空气里。我买了一个最大的，用粗糙的草纸包着，烫手得很。我小跑着回去，递给她：“给，趁热吃，暖和。”
她接过去，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鼻尖冻得有点红。
“去我家吧，”我看着她的笑容，心里某个冻住的地方，好像松动了一丝，“我爸妈，饭应该快做好了。”
饭桌上，父母把热情烧成了炭火。母亲不停地给小芳夹菜，父亲则努力讲着我小时候不算好笑的糗事。小芳低着头吃饭，偶尔应和一句，脸颊泛着被热气熏出的红晕。
冬天的天黑得决绝。送她回去已来不及，雪花就在这时，一片，两片，然后纷纷扬扬地飘了下来。
“妈，”我转头，“把隔壁屋的被子铺一下吧。雪大了，今晚……让小芳住下。”
母亲眼里闪过一丝了然，忙不迭地应声去了。
晚上看了会儿电视，气氛安静而微妙。上楼时，木楼梯吱呀作响。我们在房门前停下。“晚安。”我对她说。
“晚安。”她的声音很低。
我回到自己房间，关上门。站了片刻，然后，我伸手将门闩轻轻拉开，留了一道缝隙。没有完全关上。
黑暗和寂静沉淀下来。只有窗外雪落的声音，簌簌的，像是世界的私语。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极轻的、窸窸窣窣的声响，从门缝那里传来。很慢，带着迟疑。然后是冰凉的、微微颤抖的身体，带着室外寒气未散的清冽，小心翼翼地靠近，最终，飞快地钻进我的被窝。
我几乎没有犹豫，伸出手臂，将她整个冰凉的身子圈进怀里。她的皮肤很冷，激得我一颤，但我把她搂得更紧了些。
怀里的人僵硬了一瞬，随后慢慢放松下来，将脸埋在我胸口，发出一声极轻的、如释重负的叹息。
我没有说话，只是用下巴轻轻蹭了蹭她带着凉意的头发。窗外，雪落无声，覆盖了田野、道路和来时的踪迹。屋内，两个被生活推到一处取暖的人，正用体温，笨拙地烘烤着一个仓促而真实的开始。
身体的寒冷终会散去。而某些更厚重的东西，在这北方的雪夜里，正在沉默中悄然滋长，如同冻土下等待春天的根须。
鸡鸣头遍，天色还是沉沉的蟹壳青。
我轻手轻脚摸进隔壁屋，被窝冷得像浸过井水。我躺进去，一动不动地焐着，直到那股属于我的、带着体温的热气，慢慢浸透了棉絮的每一个角落。
回到自己房间，小芳还在睡，睫毛在熹微晨光里投下浅浅的影。我摇了摇她：“醒醒，回那边去睡。”
她懵懂地睁眼，还没完全清醒，就被我连人带被子打横抱起。她轻得像一捆晒干的麦秸。我把她放进隔壁已经暖好的被窝里，她本能地蜷了蜷身子，发出小猫似的喟叹，很快又沉沉睡去。
刚掩上门，楼下就传来父亲熟悉的咳嗽声，还有母亲拉风箱生火的动静。
我拉开抽屉。几张红票子，是我带回来最后的体面。数出五张，指腹擦过毛主席的衣领，有些粗糙的实在。
披上那件半旧的军大衣下楼。父亲正往灶膛添柴，火光把他脸上的沟壑映得深深浅浅。
“爸，妈。”我把钱递过去。
父亲的手在空中顿了顿，没接，只在旧棉裤上擦了擦：“这是做啥？”
“您今天辛苦一趟，”我把钱塞进他上衣口袋，布料洗得发硬，“去镇上割两刀好肋排，要带软骨的。再称几斤苹果，挑红的。城里时兴的牛奶，也提一箱。”
母亲在围裙上擦着手走过来：“这么早去？”
“嗯，”我望向窗外，天际线开始泛白，“今天去小芳家。”
母亲眼睛亮了一下，父亲则沉默着，从口袋里摸出那叠钱，又仔细数了一遍，指头蘸了点唾沫。这个动作让我心里某处被刺了一下——很多年前，他也是这样数着我的学费。
“够的，”父亲把钱仔细折好，收进内袋，拍了拍，“场面上的东西，不能寒碜。”
母亲已经转身去碗柜深处摸索，拿出一个红塑料袋，里面是她去年秋天晒的龙眼干和红枣。“这个也带上，自家晒的，甜。”
灶膛里的火哔剥响了一声。水快开了，热气顶着锅盖，一下一下，像这个家笨拙而坚实的心跳。
我转身上楼，军大衣的衣角扫过陈旧的楼梯扶手。推开房门，小芳已经醒了，坐在床边，正低头穿着袜子。晨光正好落在她微微弯下的脖颈上，细腻柔和。
她抬起头看我，眼睛清亮亮的，昨晚的羞怯褪去了一些，多了点说不清的安稳。
“醒了？”我说，“收拾一下，吃完早饭，我们去你家。”
她点了点头，手指无意识地捻着袜沿，然后又很快地、很轻地，点了一下头。
雪后的村子白得晃眼。一脚下去，雪直接没到小腿肚，人像被地面吞掉一截。父亲天没亮透就出了门，赶在早饭前把东西都置办齐整了，裤腿上还沾着未化的雪粒。早饭是热腾腾的玉米糊糊和烙饼，吃下去，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
母亲把苹果、牛奶和红塑料袋装的山货仔细归拢在竹篮里，用一块干净的蓝布盖好。我瞥见小芳脚上那双单薄的皮鞋，鞋头已经有些湿了。
“等下。”我说完就推门出去。
冷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我深一脚浅一脚跑向村东头的伯父家，喘出的白气瞬间散在寒风里。伯母正在灶间忙活，看见我愣了一下：“进崽？这大清早的……”
“伯母，吃了。婷姐起了没？”
里屋传来伯父的嗓门：“还在床上挺尸呢！”
我没顾上多说，径直掀开堂姐卧室的布帘子。屋里一股暖烘烘的睡眠气味。堂姐蜷在被窝里，只露出头顶一撮乱发。我冰凉的右手直接钻进她被窝，捂在她温热的脸上。
“啊——！”堂姐尖叫着弹起来，“死开！陈进你要死啊！出去！我要穿衣服！”
我按住她乱蓬蓬的脑袋：“别吵！你新买的那双长筒雨靴，放哪儿了？”
她睡眼惺忪，气得直瞪我：“干嘛？抢劫啊？”
“急用。卖给我。”
“不卖！我赶集才买的！”
我从棉袄内袋摸出两张红票子，拍在她枕头上：“两百，够不够？”
堂姐愣了一下，看看钱，又看看我急吼吼的样子，忽然咧嘴笑了，露出一颗尖尖的虎牙：“哦——给小芳的？”她拖长了调子，裹着被子往床尾蠕动两下，用脚尖从床底下勾出一双崭新的黑色长筒胶靴，橡胶味还很浓。“拿去吧，看你这出息。”
我拎起靴子转身就跑，身后传来堂姐的喊声：“钱我收了！喜糖加倍补给我！”
跑回家，我把靴子往小芳面前一放：“换上。雪这么深，穿皮鞋脚要冻掉的。”
小芳看了看靴子，又看了看我跑得通红的脸，没说话，默默坐下换鞋。靴子对她来说有点大，她往里垫了些旧棉絮，走起路来有些笨拙，但踩进深雪时，终于不再缩手缩脚。
出门时，父亲默默把最重的篮子递给我，母亲给小芳紧了紧围巾。我们俩一前一后，在雪地里跋涉。偶尔踩到雪下的坑洼，小芳会踉跄一下，我下意识伸手扶住她的胳膊。她胳膊很细，隔着厚厚的棉衣也能感到。
走了快三个小时，鞋面裤腿全是雪水泥渍，狼狈不堪。终于在午饭前，看到了小芳家那排熟悉的平房，屋顶的雪被炊烟熏出一个小洞。
小芳的父母正在院里扫雪，看到我们，惊讶得忘了动作。小芳母亲先反应过来，赶忙迎上来：“哎呀！怎么突然回来了？也不捎个话！”她拍打着小芳身上的雪，眼里是真切的担忧和一点隐约的埋怨。
小芳父亲是个沉默的黑瘦汉子，搓了搓手，看看我们，又看看我手里沉甸甸的篮子，侧身让开：“先进屋，进屋说，外头冷。”
屋里比外面暖和不了太多，但灶间的火气隐隐透过来。堂屋简陋，水泥地，墙上贴着旧年画。小芳弟弟——一个半大少年，好奇地从里屋探出头，又被母亲的眼神瞪了回去。
小芳父亲给我倒了杯热茶。搪瓷缸子，边沿磕掉了几处瓷，深褐色的茶水上浮着一团聚拢的茶沫。我双手接过，很烫。我低头吹了吹，然后当着他的面，喝了一大口。水很烫，茶很苦，带着柴火灶特有的烟火气，顺着食道滚下去，烫得人精神一振。
“叔，婶，”我放下杯子，手撑着膝盖，坐得很直，“昨晚小芳没回来，在俺家住的。没想到后半夜突然下大雪。今天雪一停，赶紧送她回来。一是怕你们担心，二是……”
我顿了顿，感觉到旁边小芳的身体微微绷紧了。她父母的目光也凝重起来，看着我。
我抬起头，迎上他们的视线，声音在安静的堂屋里很清楚：
“二是，想问问叔和婶的意见。要是觉得我还成，咱选个日子，先把我和小芳的事订了。”
屋子里静极了。只有灶膛里柴火轻微的噼啪声，和窗外远处，雪从树枝上坠落的声音。
小芳母亲张了张嘴，看向自己男人。小芳父亲没立刻说话，他拿起桌上的卷烟纸，慢条斯理地卷了一支烟，划火柴点燃，深深吸了一口。烟雾缭绕起来，模糊了他黝黑脸上的表情。
他透过烟雾，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低头摆弄衣角的小芳，最后，目光落在我脚边那个沾满泥雪的、装得满满的竹篮上。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把烟在旧搪瓷烟灰缸里按熄，声音有些沙哑，但很清晰：
“先进屋吃饭吧。雪这么大……走这一趟，不容易。”
这没答应，也没拒绝。但我知道，第一步，算是迈进门了。
午饭很朴素，白菜炖豆腐，一碟咸菜，主食是窝头。但分量很足。小芳母亲不停地给我夹菜，把窝头里唯一一块明显的油渣也夹到了我碗里。小芳弟弟偷眼打量我，被父亲用筷子轻轻敲了下手背。
吃完饭，小芳母亲收拾碗筷，小芳要去帮忙，被她用眼神制止了。小芳父亲又卷了一支烟，对我抬了抬下巴：“进屋，说说话。”
我跟着他进了他们夫妻的房间。房间不大，一张老式木床，一个衣柜，墙上挂着褪色的结婚照。他在床边坐下，指了指屋里唯一一把椅子。
我坐下，脊背挺得笔直。
他又抽了几口烟，才缓缓开口，说的却是别的事：“这雪，看样子还得下。今年冬天冷得早，地里的冬小麦，不知道扛不扛得住。”
我点点头：“嗯。听广播说，后面还有寒潮。”
“家里就这几亩地，她大哥在镇上打工，也帮衬不了多少。”他话头转得很自然，“你……从城里回来，往后怎么打算？还回去吗？”
“家里有地，”我看着小芳父亲，把原本准备的“开春找营生”咽了下去，换上了更确切的安排，“另外，我叔（我刻意用了更亲近的叫法）在县卫生局那边，帮我谋了个差事。说好了，年后就去上班。”
这句话说出来，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小芳父亲捏着卷烟的手指顿了顿，一直没什么大表情的脸上，那层凝重的霜似乎被这句话的热气呵开了一道缝。他抬起眼皮，更仔细地看了看我，那目光里多了点实质性的掂量。卫健委，在村里人朴素的认知里，那是“公家单位”，是“吃皇粮”的地方，代表着稳定、体面和看不见但摸得着的保障。这比空口白牙的“找营生”要实在得多，重得多。
他慢慢把烟凑到嘴边，深吸了一口，这次吐出的烟雾，似乎都顺畅了些。
“卫生局……嗯。”他含糊地应了一声，没多做评价，但气氛明显不一样了。之前是审慎的考量，现在，那考量里掺进了一丝松动和更具体的盘算。“公家的事，那是有章程的，比在地里刨食强。”
“是，我叔也是这么说，让我安心干。”我顺着话头，语气诚恳，“就是刚去，可能挣得也不多，但好歹是个根基。地里的活我也不撂下，两头顾着，日子总能慢慢起来。”
这话既是保证，也是交底——我有城里的退路（虽然失败了），现在也有了乡里的进路，而且是条听起来挺光亮的进路。我不再仅仅是那个从大城市狼狈归来的、前途未卜的青年，而是一个即将有份“正经工作”的、可以托付的人选。
小芳父亲没再接这个话茬，他把烟蒂按进那个旧搪瓷缸里，发出轻微的“滋”声，仿佛给这段对话画了个句号。他站起身，动作比刚才略显松快：“公家的事要紧，定了就去，好好干。”
他走到门口，又停下，这次是侧着身，话是对我和小芳两个人说的：“雪看样子还得下。路不好走，趁天还亮堂，早点动身回去吧。订婚的事……等你爹有空，过来坐坐，细说。”
“细说”两个字，比之前的“坐下慢慢说”又进了一步，几乎算是半应承了。
“哎，好！谢谢叔！”我这次应得格外响亮，心里那块石头，这下是彻底落了地，还被人垫了块稳当的砖。
走出房间，小芳母亲脸上的神情也活泛了许多，看我的眼神里多了几分踏实的热络，拉着小芳的手低声嘱咐着什么。小芳垂着眼听，耳朵尖有点红，偶尔飞快地瞟我一眼。
回去的路上，雪似乎都变得柔软了。深一脚浅一脚的跋涉不再那么艰难，靴子踩出的“咯吱”声，听起来甚至有点欢快。风还是冷，但心里揣着那个“年后上班”的消息，就像揣着个小小的暖炉。
走到那个熟悉的山坳，能望见我们村的轮廓时，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了看小芳。她也正好抬头看我，鼻尖和脸颊冻得红红的，眼睛却亮晶晶的。
“卫生局……的事，之前没跟你说。”我开口，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
她摇摇头，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嗯。现在知道了。”
“可能……也不是什么大出息的工作。”我补充道，不想让她有过高的期待。
“有工作，就挺好。”她说着，低下头，继续踩着我留下的脚印往前走，“比没有强。”
这句朴实到极点的话，却让我心里熨帖极了。是啊，比没有强。这就是我们此刻，最真实也最踏实的期盼。
我快走两步，再次走到她前面，替她挡住愈来愈紧的风。雪沫子打在背上，冰凉，但心里那团火，因为有了更具体的柴薪——那“年后就去”的差事——而烧得更稳，更暖了。
前路还长，雪也还未化。但有了方向，有了个能彼此看见、相互扶持着往前走的人，这风雪，好像也就没那么难熬了。
远处，家所在的村庄，屋顶的炊烟在白雪和暮色中袅袅升起，等着我们归去。
雪化了，土路被冻得硬邦邦，又让日头晒得有些泥泞。父亲特意换了身半新的中山装，和媒人一起，提着更扎实的四色礼，去了小芳家。
事情定得出乎意料的顺利。媒人回来学话，说小芳父母听到“卫生局正式工”这几个字时，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礼金没多纠缠，只要了六千六百六十六，取个顺溜吉利的意思。小芳爹拍着我爹的肩膀说：“孩子有正经营生，比啥都强。咱不图那虚头巴脑的排场，实实在在过日子要紧。”
年前，在县上最好的饭庄摆了十六桌。谈不上多奢华，但鸡鸭鱼肉、热汤热菜，扎实管饱。鞭炮响得震天，红纸屑落了厚厚一层。小芳穿着红色的呢子外套，脸上扑了淡淡的粉，一直低着头，但嘴角的笑抿也抿不住。她父母那天是真的高兴，她爹拉着我爹喝了一杯又一杯，舌头都大了，翻来覆去就说：“交给你了，交给你们老陈家了……我闺女，好着哩……”她娘则拉着小芳的手，眼圈红红的，嘀嘀咕咕说了好些只有娘俩才懂的话。
第三年秋天，小芳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七斤八两，哭声嘹亮。我抱着那团软乎乎的小生命，手都在抖。母亲欢喜得不知怎么好，杀了家里养了最久的母鸡。
出了月子，小芳说要回娘家看看。那时我正在县里参加一个为期三天的业务培训，走不开。她摆摆手：“没事，路我熟，自己回去就行，住一晚就回。”
她回来那天傍晚，我正在院里劈柴。她放下东西，洗了手，走到我身边。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和我的叠在一起。
“回来了？”我擦了把汗。
“嗯。”她应着，犹豫了一下，声音比平时更轻些，“咱……选个日子，把结婚证扯了吧。还有……结婚酒，也该办了。”
我放下斧头，有些意外地看她。怀孕显怀的时候，我就提过先把酒席补上，她总说身子沉，不急，等生了再说。后来忙着孩子，这事就搁下了。
我走近她，身上还带着汗气和木屑的味道，伸手刮了一下她的鼻子，笑道：“这会儿知道急了？当初谁说‘不急’的？说吧，这回想要多少彩礼？当初你家只要了六千六，这回补多少？十万？”
小芳抬头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又垂下眼帘，手指无意识地揪着衣角，脸颊泛起红晕。她吸了一口气，用几乎听不见的气声，但异常清晰地说：
“……十六万。”
我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多少？”
“十六万。”她这次声音大了点，脸更红了，但眼神却没有躲闪，直直地看着我，那里面有些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有忐忑，有坚决，还有一丝……豁出去的恳求。
十六万。这不是我们这地方寻常的彩礼数目，即使是补办的，也高得有些离谱了。我们当初订婚加结婚摆酒，总共花的也不到五万。我那份“正式工”的工资，一个月到手也就三千出头。
院里的空气一下子静了下来，只剩下远处隐约的狗吠。夕阳的光照在她脸上，那抹红晕显得格外刺眼。
我没有立刻发火，也没有答应。只是看着她，试图从她那双突然变得执拗又藏着不安的眼睛里，找出这个突兀数字背后的缘由。
“十六万？”我重复了一遍，声音平静，但自己都能听出里面的沉。“小芳，你得给我个说法。这钱，是要拿去做什么？”
她咬住了下嘴唇，眼圈似乎微微红了些，但依然倔强地站着，没有解释，只是又重复了一遍，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
“就要十六万。办了酒，扯了证，这钱……我得拿着。”
风掠过院子，吹起地上的几片落叶。我们之间隔着不到一步的距离，却好像突然横亘了什么冰冷坚硬的东西。孩子隐约的啼哭声从屋里传来，母亲大概正在哄着。
我知道，有些我以为已经安稳落地、生根发芽的东西，底下可能藏着我没摸到的石块。这十六万，像一把突然撬开平静生活的锹，让我不得不正视，这段始于雪地互助、安稳于柴米油盐的婚姻里，或许还有我未曾踏入的、属于她的隐秘角落。
“进屋说吧，”我最终说，转身把劈好的柴码齐，“外面冷。孩子该喂了。”
我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但这个问题，就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涟漪已经荡开，再也无法回到之前的平静了。未来的路，似乎在这一刻，悄然拐上了一条需要重新审视和谈判的岔道。
我连续“加班”了三天。
第四天傍晚，我揣着那张新办的、存着十六万的银行卡，回到了家。院子里，小芳正抱着孩子晒太阳，橘色的夕阳把母子俩镀了层毛茸茸的光边。孩子在她怀里睡着了，小脸恬静。
她看见我，眼神闪了一下，没像往常那样问“吃了没”，只是低头轻轻拍着孩子的背。
我走过去，在她旁边的矮凳上坐下，从怀里摸出那张卡，放在她膝盖上。冰凉的硬塑料卡片，贴着她棉裤柔软的布料。
“十六万，齐了。”我说，声音有些干涩，“密码是你生日。”
小芳的身体明显僵住了。她猛地抬头看我，眼睛睁得很大，里面充满了惊愕、慌乱，还有迅速涌上来的水光。她的嘴唇翕动着，却没发出声音，只是死死地盯着我，又低头去看膝上那张卡，好像那不是卡，是一块烧红的炭。
“我……我不是……”她终于发出声音，带着哽咽，语无伦次。
“我知道。”我打断她，伸手把孩子从她微微颤抖的手臂里接过来。小家伙睡得很沉，咂巴了一下小嘴。“我知道你弟要结婚了，对方要十八万，三金。”
小芳的脸瞬间变得惨白，血色褪得干干净净。她像是被抽掉了所有力气，肩膀垮了下来，眼泪终于大颗大颗地滚落，砸在她紧紧绞在一起的手背上。
“他们……他们来哭……”她哽咽着，破碎的话语夹杂着抽泣，“我妈的眼睛都快哭瞎了……我爸蹲在门口，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说养我这么大，就当是帮帮家里，救救急……说弟弟要是娶不上这个媳妇，他就在村里抬不起头……我……我没法子……我真的没法子……”
她哭得肩膀耸动，压抑了好几天的委屈、愧疚、无助，像开了闸的洪水，汹涌而出。她不敢看我，只是低着头，让眼泪肆意流淌。
我没有说话，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去搂她、安慰她。我只是抱着儿子，静静地坐在她旁边，听着她压抑的哭声。院墙外，归巢的鸟儿叽叽喳喳。
等她哭声渐渐弱下去，变成断断续续的抽噎，我才开口，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我自己都觉得陌生。
“钱，我给你了。怎么用，你自己定。”我说，“是给你弟弟拿去娶媳妇，还是留着，或者干点别的，都随你。”
小芳抬起头，眼睛红肿，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但是，小芳，”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咱们这个家，是我和你，还有孩子，三个人的家。以后的路长着呢，柴米油盐，孩子上学，父母养老，哪一样不得用钱？哪一样不得咱们俩一起扛？”
我把孩子往怀里拢了拢，小家伙在睡梦中无意识地蹭了蹭我的胸口。
“我娶你，是把你当成要过一辈子的人，是要一起把这个小家撑起来的人，不是娶回来当你们家的‘救急站’。你心疼你父母，为难你弟弟，这我都懂。可你也得心疼心疼咱们这个家，心疼心疼你儿子，还有……心疼心疼我。”
“这十六万，是我把能借的亲戚兄弟都借遍了才凑齐的。往后，咱们得一起，一分一厘地还。日子可能会紧巴好一阵子。”
小芳的眼泪又流了下来，但这一次，里面除了羞愧，多了些别的东西。她伸出手，似乎想碰碰孩子，又缩了回去，最后，颤抖着拿起了膝盖上那张卡。卡片在她手里，像有千斤重。
“我……我对不住你……”她泣不成声。
“没啥对得住对不住的。”我叹了口气，终于伸手，用粗糙的拇指抹掉她脸上的泪，“一家人，遇到坎了，一起想法子过。但心思得往一处想，劲得往一处使。以后有什么事，别瞒着，别自己憋着偷偷哭，咱们商量着来。行吗？”
小芳用力地点头，眼泪还是止不住。她把那张卡紧紧攥在手心，攥得指节发白，然后，像是下了很大决心，又把卡递回给我。
“这钱……你收着吧。”她声音沙哑，“我……我不知道该怎么……”
我没接：“我说了，给你了，你怎么处理，你自己定。是给你娘家，还是存起来，都行。只是决定了，就别后悔，也别再为这个偷偷哭了。”
这时，母亲从屋里出来，看到我们这样子，愣了一下，随即大概明白了什么，叹了口气，没说话，只是走过来把我怀里的孩子接了过去，轻声说：“锅里有热饭，都进屋吧，外面凉了。”
晚饭吃得很沉默。小芳几乎没动筷子，眼睛红肿着。母亲时不时给她夹菜，欲言又止。
晚上，孩子睡了。小芳在隔壁屋里窸窸窣窣待了很久。我躺在床上，睁眼看着昏暗的屋顶。
过了好一会儿，门被轻轻推开了。小芳穿着睡衣，抱着自己的枕头，悄无声息地走到床边。她没有像往常那样直接钻进我被窝，而是在床沿坐下，背对着我。
月光从窗户纸透进来，勾勒出她单薄的背影。
几天后，小芳回了趟娘家，回来时眼睛又是红肿的，但手里那张卡，已经空了。
她把空空如也的卡放在桌上，旁边是八张皱巴巴的百元钞票。她低着头，手指捻着衣角，声音像蚊子哼：
“钱……都给我妈了。她们哭着说，弟弟那边实在没办法，就差这最后一口气……这八百块，是我妈硬塞回来，说是给我和孩子的……”
她抬起头，脸上带着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却又透着深深的疲惫和认命。
“对不起。”她说，“我知道这样不对……可我没办法。那是我弟，那是我爸妈。”
我看着桌上那轻飘飘的八张纸钞，再看着那张被掏空的银行卡。三天前，它还是沉甸甸的十六万，是我在县城酒店里，红着眼对兄弟们说出“拉我一把”才凑齐的十六万。
屋子里很安静，只有炉子上水壶发出细微的嘶鸣。
我没发火，也没像上次那样讲道理。心里那片刚才燃起的、以为可以互相取暖的微光，被这八百块和空卡，彻底浇灭了，只剩下一片冰冷的灰烬。
我点了点头，动作很慢，像是关节生了锈。
“行。知道了。”
就这三个字，再没别的。
我站起身，没看小芳，也没拿那八百块钱。走到院子里，深冬的风像刀子一样刮过来。我点了一支烟，劣质的烟草味呛得人喉咙发苦。
堂屋的灯还亮着，窗纸上映出小芳一动不动的身影，像个单薄的剪影。
有些路，一旦选了，就得自己走完。有些债，背上了，就得自己扛。我以为结了婚，成了家，就能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现在看来，有些东西是刻在骨血里的，比婚姻那张纸更沉，更韧。
烟头在黑暗里明明灭灭，最后一点红光挣扎了几下，熄灭了。
我把烟蒂扔在地上，用脚碾进冻硬的泥土里。转身回屋时，脸上已经看不出什么表情。
日子还得过。
只是从这天起，我和小芳之间，好像多了一层看不见的、冰冷的膜。话更少了，夜里背对背躺着，中间空出的距离，能再躺下一个人。那十六万，和换回来的八百块，像一根深扎进肉里的刺，不致命，但时刻提醒着那份疼痛和疏离。
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往后的风霜雨雪，我们或许还得在一个屋檐下挨着，但那份毫无保留的“一起扛”，恐怕再也回不来了。信任像一面镜子，碎了就是碎了，就算勉强粘合，裂痕也永远在那里。
生活，到底还是露出了它最粗粝、也最真实的那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