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商战”理论。努力追寻“商战”近代意义并反复加以论释者，则由郑观应肇始，他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手段归结为“兵战”（军事侵略）和“商战”（经济侵略），并认为后者比前者更为隐蔽、更有威胁性，因而中国在反侵略方面也应该把反对经济侵略放在比反对军事侵略更为优先的地位。郑观应是甲午战争（1894年）前后风靡一时的“商战”理论的主要代表者。

《盛世危言》，是中国近代思想家郑观应的重要著作，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式出版 ，版本多达二十多种。书中封面题：“ 首为商战鼓与呼”，内容包括了建设现代国家和解决当日危难的所有问题。其内容明确提出仿照西方国家法律，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指出国弱民穷根源乃在于专制政治。

《盛世危言》5卷本包括57篇文章，其标题分别如下：

《道器》 《学校》 《西学》 《女教》 《考试上》 《考试下》 《藏书》 《议院》 《日报》 《吏治上》 《吏治下》 《游历》 《公法》 《通使》 《禁烟上》 《禁烟下》 《传教》 《贩奴》 《交涉》 《书吏》 《廉俸》 《建都》 《教养》 《训俗》 《狱囚》 《医道》 《善举》 《税则》 《国债》 《商战》 《商务》 《铁路》 《电报》 《邮政上》 《邮政下》 《银行上》 《银行下》 《铸银》 《开矿》 《纺织》 《技艺》 《赛会》 《农功》 《垦荒》 《旱潦》 《治河》 《防海上》 《防海下》 《防边上》 《防边中》 《防边下》 《练兵》 《水师》 《船政》 《民团》 《火器》 《弭兵》

商战思想

郑观应强调指出：“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我中国宜标本兼治。若遗其本而图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学业不兴，才智不出，将见商败，而士、农、工俱败，其孰能力与争衡于富强之世耶？在《商务》篇中他更指出：“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坐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商战，必须根本改变传统的贱商观念和士农工商等级结构，充分肯定现代企业家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为此，郑观应特别抨击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固守传统观念，己成为工商业发展即进行“商战”的重大障碍：“中国不乏聪明材智之士，惜士大夫积习太深，不肯讲习技艺，深求格致，总以工商为谋利之事，初不屑与之为伍。其不贪肥者，则遇事必遏抑之；惟利是图者，必借端而胺削之。于是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虽欲商务之兴，安可得哉？

要进行商战，尤其需要造就一大批现代商务人才，即现代企业家与行政管理者，他们都能按照世界范围内行之有效的规则不断推进工商业的发展。《盛世危言》五卷本《商务》篇中指出：“中国自通商以来，未受通商之益，反受通商之害。”为改变这一状况，全面提高工商业者及相关行政管理者一的素质，郑观应要求在中央于六部之外特设商部，分设商务局于各省水陆通蔺，由素有声望的绅商为局董，支撑和保护工商业者发展实业。同时，于各府、州、县设之商务公所，由工商业者自行选举商董。这里，当然不乏理想主义，未免太乐观了一点，但是，要发展现代工商业，就必须有一大批具有近代素质的企业家与行政管理者，必须建立近代企业制度，按照确定的通行规则行事，这一清醒的意识进一步说明，在郑观应这里，“商战”有着非常明确的近代意识。

郑观应（1842年—1922年），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晚年自号罗浮偫鹤山人。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

咸丰八年（1858年）到上海学商，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历任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中法战争时，曾往暹罗、西贡、新加坡等地调查了解敌情，逐一绘图贴说。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途经香港，被太古轮船公司借故控追“赔款”而遭拘禁，经年始得解脱。后隐居澳门近六年，撰成《盛世危言》一书。光绪十八年（1892年）后，与盛宣怀集团关系密切。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冬，郑观应辞去招商局会办。宣统元年（1909年），乘袁世凯被迫返籍“养疴”之机，协助盛宣怀发起组织轮船招商局商办，遂第三次入轮船招商局任会办。

郑观应晚年政治表现落伍，拥护“立宪”，反对革命。但又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军阀混战不满。民国十一年（1922年）五月，病逝于上海招商公学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