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存韩第二》试读之“韩非之死”（其八）
当然了，作为一名以理论见长的学者，韩非虽坚持“先赵后韩”，且以此动摇了秦王政的决心，但其具体的谋略并非无懈可击。
因为作为一名外来者，他毕竟无法真正地站在秦国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更无法顾及到秦国臣民的利益，这就使得他的设想从根本上就存在着巨大的漏洞。
首先，在韩非提出的战略构想中，为了便于孤立赵国，秦国需要付出重金来收买楚国，更要派出质子去稳定魏国。
这其中有着太大的变数，在现实政治中能否实现，还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这其中所隐含的风险，并不比进攻韩国更让人放心。
第二，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直都执行“以战养战”的国策，国家机器的顺利运转，需要不断地通过战争来提供养料。
这种运作模式为后来秦国的“二世而亡”埋下了伏笔，也是秦国政治运行中最大的潜在威胁。
韩非所坚持的“慎战”甚至是“避战”的思路，虽指明了秦国下一步改革的方向，但却并不符合当前其国家机器运行的逻辑。
在没有作出重大政策调整的前提下，减少战争反而会不利于秦国社会的稳定，因此所谓的“慎战”并不是秦王政优先要考虑的问题。
第三，在秦国严格的绩效考核体系约束下，韩非的建议也不符合秦国谋臣干将的利益。
按照李斯的建议，秦国按照由弱到强的次序分别攻灭韩、魏、赵三国，这些谋臣干将就可以完成三次绩效指标，受到三次奖赏。
可若是如韩非所言，秦国通过灭赵战争就可以一举并吞三晋的话，他们立功受赏的机会和所得收益都会大大缩水。
此外，韩非的学说本身就倾向于为集权君主服务，的确能够迎合秦王政的想法；
可对秦国大小贵族而言，这些学说一旦得到采纳，将会严重损害自身既得利益，这就使得他一不小心成了秦国的“全民公敌”。
最后，这样的战略选择对于李斯而言尤其难以接受。
这一方面是由于，李斯虽被任命为廷尉，但由于资历尚浅，以及其作风、政见都不符合秦王政标准，因此一直都没能更进一步。
为了获取秦王政的赏识和信任，真正稳固自身政治地位，此时的他正需要一场灭国战争来证明自己。
相比于强悍的赵国，攻取三晋之中实力最弱的韩国显然更容易得分，李斯实在没有理由舍近求远、舍易求难，给自己的晋升之路增加难度。
另一方面，攻灭韩国是李斯刚刚受到秦王重用时提出的战略，倘若能够得到采纳，会直接影响朝中众臣的观感，使他们不得不向自己身边靠拢。
可若是还没有开始执行就遭到了否决，朝臣们难免就会对其个人能力提出质疑，从而大大削弱其影响决策的分量。
因此，在这一次的对决中，韩非看似是嬴过了李斯，但所得到的收益、为韩国“续命”的效果都十分有限。
反而是因为他的主张，导致秦王政废止了“先韩后赵”的战略，损害了秦国贵族的切身利益，更遭到了李斯的忌恨，这就为其第二次对决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发生在秦王政十四年（公元前233）的第二次对决，表面上看起来是因秦王政对韩非的仰慕所起，但真正的推动者却是韩非的老对手李斯。
作为韩非曾经的手下败将，李斯显然不能允许韩非受到秦王的重用，更不允许其取代自己的位置甚至凌驾于自己头上。
因此，他之所以将韩非胁迫到秦国来，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将其作为延续范雎“攻人”策略的下一个目标，将其作为自己“取韩”战略的突破口。
这一次，李斯充分吸取了上次轻敌的教训，目标坚定、态度坚决、手段坚韧，并没有给韩非太多表现的机会。
他先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给韩非设下了一个巨大的圈套，以“终为韩不为秦”来打消秦王对韩非的信任。
随后，他又让主持“攻人之策”的姚贾故意挑衅，让韩非说出一些过激的话来，并借此机会将韩非对姚贾个人的攻击，引向了试图破坏秦国大政方针的高度，以引起秦王政对吕不韦的联想，从而坐实其罪证。
而这个时候，李斯又快刀斩乱麻，逼迫韩非在云阳狱中自尽，从而一举铲除了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
事已至此，秦王哪怕是回过味来，可看到韩非的尸首，也毕竟无力回天了；而当他看到对韩非采取“攻人”之计产生的巨大成效之后，心里对李斯的怒火也就消下去了一大半。
从史料中的记载来看，李斯的这一狠招显然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韩非死后不久，韩王安就放弃了抵抗，主动交出印玺请求成为秦国的臣属。
两年后（公元前231年），韩国又向秦国献出了自己的南阳地，其对秦国的威胁也荡然无存。
可即便如此，韩国的低姿态最终还是没能换来秦国的宽容。
公元前230年，秦国派内史腾出兵伐韩，韩王安沦为阶下囚，其剩余土地也被设为秦国的颍川郡，韩国就此宣告灭亡，而秦国统一中原的战争也进入了最后收官阶段。
这些迹象似乎表明，韩非显然已经是韩王安手中的最后一张王牌了。
他虽一生不能得知，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却无意间成了韩国最后的救命稻草。
一旦失去韩非，韩国最后的依傍便荡然无存，其存续社稷的幻梦也就彻底破灭了——而这才是导致韩非死亡的真正原因。
因此，韩非的死与其归结于“说难”“存韩”这些虚幻的概念，倒不如说他是死于秦国的“攻人”之策，死于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死于秦国逐渐加快的统一步伐——这大概就是他作为一个忠心为国的韩国“诸公子”早已注定了的命运吧！
而对于秦国来说，失去了韩非这样一个既有着具有深厚理论素养，又具备成熟实务能力的英才，使其后来的制度建设无法与统一后形势相适应，最终落了一个“二世而亡”的结果——这又何尝不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