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东坡，天赋异禀的大文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他身上有很多标签，却难以被标签定义，居高处为翰林学士，落低谷为狱中囚犯，一生波澜曲折都在诗文里见。庄子的齐物哲学对他的影响很大，佛学，特别是禅门的了悟，自喻为得常啖食的猪肉，对他也很受用。不管如何困苦，他都热爱生命，所以对于服食求神仙的玄说，也常常寄以幻想，最后发现自己总是一个生于大地上的凡人。所以于歌咏爱情、友谊、佳肴、美酒，欣赏书画艺术之余，更以最大的热忱，尚友陶潜，要以回归自然，做他最后的归宿。

      他的父亲苏洵大器晚成，少年游荡不学，直到二十五岁，始觉光阴流逝，谢绝与他素所往来的少年，闭门苦读数年，直至三十二三岁才自学成功。苏轼自幼身体健康，头脑明快，是个非常活泼好动的孩子，从小就不缺少玩伴，除了自家的兄弟外，他还有很多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可以陪他玩耍。苏轼七岁开始读书，八岁入小学，十岁已能开笔做文章，二十一岁从父偕弟，陆行入京，举进士试及第，二十二岁应礼部试，得主考欧阳修的赏识，擢置第二，殿试中进士已科，弟弟苏辙亦同榜及第。

【二】

      苏轼的前半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并没有遭受太大的挫折。在他三十岁之时，妻子王弗去世，仅二十七岁，只有一个儿子，还不满七岁，他俩的婚姻生活只有十年，而这十年里，正是苏轼出外求取功名，家庭残破，离合无常的艰难时期。她在家侍奉翁姑，勤俭谨肃，声闻戚党。妻子的谨言慎行，正是苏轼所最缺乏的修养，妻子的精明干练使苏轼对她产生了很多依赖，隐然成了丈夫的护身符，她的突然离世，怎么能不令他悲恸。第二年，父亲病逝，再一次给了他沉重的打击，苏轼护丧回籍，等到他再次还京，正逢王安石执政，将行新法，苏轼不满，两人也因此结下梁子。

      王安石最大的失策，始因于他的性格之“举一偏而尽沮公议，因小事而先失众心”。像推行新法这样的大事，经纬万端，人事上的助力非常重要，而他却刚愎自用，不惜牺牲本来很好的关系，如欧阳修、富弼是竭力掖进他的前辈，司马光是同辈中的好友，程颢、苏辙且都与他共事，他都轻易放弃。而失败则在于“所用非人”，君子不愿与他合作，则小人就乘虚而入，人言安石独善柔佞逢迎之辈，其实也是事势使然。王安石权势正盛之时，沈括有心依附，竭力拥护新法，他知道王安石很厌恶苏轼，故意找苏轼要诗，说是留作纪念，朋友之间这也是常有的事情，苏轼并没有多疑，就写给了他。沈括虽然在中国史上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但是在政治里所表现的角色，却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他回京后极口赞扬王安石新法，并将苏轼的近期所写之诗进行笺注，一起呈报，说他“词皆讪怼”。这样的把戏当时没事，但是五六年之后，如出一辙的事情再次发生，就有了著名的“乌台诗狱案”，苏轼在狱里的日子可谓凄惨至极，惶惶不可终日。审讯者常常通宵达旦对其辱骂、恫吓，从其泛泛的诗文中摘取大量字句，要其承认愚弄朝廷、诽谤国事。在巨大精神压力下，苏轼不得不作了数万字的交代材料，囚禁一百余天，贬谪黄州，远离官场。

【三】

      苏轼的适应能力强，很快就习惯了黄州的生活。面对生活的压迫，希望能够自己有一块土地，不辞劳作，就在黄州做个躬耕自给自足的农夫也好。他亲自开荒，种麦子，栽树，都取得了巨大的效益。苏轼荒地所在，本无地名，因在黄州城东门外，因此，苏轼就给这个乡野之地，命名为“东坡”，自称“东坡居士”。同年冬季，苏轼又在东坡附近，寻得一块高地，就此张罗建材，鸠工构筑起来，自己也参与其中，终于，在大雪纷飞中落成。堂屋四壁，满画雪景，取名“雪堂”，后来凡是远道朋友来访，都招待他们居住此处，苏轼自书“东坡雪堂”四字，榜于门上。

      苏轼一向讲究饮馔，甚至不辞以老饕自居，黄州生活空虚，独多闲暇，因此于饮食之道，就更有兴趣起来。经常运用最便宜的鱼和笋作为材料，亲自下厨，邀请朋友前来品尝，还把自己鱼羮的做法详细记录下来。苏轼作为西南人，似乎很不欣赏牛羊肉，却盛赞黄州的猪肉最美，他的红烧猪肉也成了一道名菜，至今餐馆里还有一个菜式名曰“东坡肉”。苏轼虽然不能没有肉食，但他从小受母亲的影响，自己绝不在家里宰杀生物，以前只能做到不杀猪羊这类大动物，现在连鸡鸭蟹蛤也都在禁杀之列。因为在御史台狱里，亲身经验过，如“待宰之鸡”一样的恐怖和痛苦，所以，出狱之后，立即下定决心，不再杀生物，甚至有人送他螃蟹蛤蜊之类的，他也拿来投还江中，他自己也说，虽然明知蛤在江中，没有再活的可能，但总希望万一能活，即使不活，也总比放在锅里煎烹为好。

      苏轼讲究饮馔，却努力提倡“戒杀”，此因苏轼一生，苦难深重，使他真切体验生命的意义，对生命存在的这个事实，抱着执着的感情，认为宇宙间一切有生之伦，都有权利维护自己的生命，人类无权杀害别的生物，何况只为口腹之奉。这种人道主义思想，形成苏轼“民胞物与”的精神，表现于政治作为上，则为忘却一切利害，反对病民的新法，不顾任何打击，要替哀哀无告的老百姓说话，兴水利，救灾荒，恤病赈饥，孜孜不倦；表现于个人生活上，遇事同情弱者，几乎成了他的基本观念，饮食生活中“戒杀生物”，只是最最微末的一端而已。

      苏轼在黄州住了三年后，思想境界，便是不同。从痛苦中体验出生命之实相与妙谛，在对大自然的观照中，悟出万物运行变化的奥秘，从而肯定“天人相类，天人相通”的道理。倘若宇宙间的江水无尽，明月无尽，草木之春荣秋落无尽，则我们的生命亦岂有尽时？巨眼的苏轼于是下了庄严的结论：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人的命运，只像一片迎风起舞的弱羽，风如不肯停止，这羽毛也就静息不下来。

      苏轼经常与好友酒桌谈笑，自然也少不了和陌生女子交往，却能适可而止。他性情豪爽，口没遮拦，凡事缺少耐力，非但不善与女人缱绻，甚至家里的妇人，包括他夫人在内，也不常见面说话。他只喜欢和朋友在一起高谈阔论，没有耐心跟妇人孺子厮磨。所以他虽常日参加饮宴，置身众香国里，却永远站在腻热氛围圈外，默默欣赏少女的风情，享受衣袂间散发出来的香气，而很能克制感情，决不在这方面形成泛滥。

      放逐苏轼，并非神宗皇帝的本意，他也知道苏轼并没有“讥讪君上”的意思，不过是执政们给异己者扣上的一顶高帽子而已，然而在当时的制度下，神宗不得不选择牺牲苏轼。后来官制改定，神宗决意起用司马光，附带起复苏轼，谪居黄州五年的他，尽管心中百般不舍，也不得不离开这个地方。

【四】

      苏门中人，各有独特的成就，相成的关系甚浅。苏轼是个天才型的人物，挟其天马行空的气魄，逞其健笔，昂首高歌，东坡诗不以锻炼为工，其妙处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着力，而自然沁人心脾，此其独绝也。黄庭坚和陈师道却截然与他相反。庭坚认为文学上的成就，终须由积学而来。黄庭坚对于苏轼的天才和气魄，自知无法超越，故有意无意之间，想要另辟蹊径，出奇制胜，但是锻炼过甚，则不免走入生涩拗僻的魔阵。陈师道是北宋第一个苦吟诗人，专心致志，逐字推敲。作诗如此呕心沥血，与苏轼全凭才气的路子不同，所以后来他尽弃所学，与黄庭坚同宗老杜，开江西一派的诗运。秦观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故其文字抒情婉约、写景清丽，时人讥其纤弱，秦观亦自认少时用心作赋，习惯已成，虽风调优美，总脱不掉“词人之诗”的面貌。张耒为诗，自然清新，极为平淡，颇受白乐天的影响。晁补之以文自雄，诗不如赋。李鹰文词肆放，诗亦才气横溢，似乎有点师门气概了，然而毕生穷愁潦倒，终至豪气尽失，变入幽逸一路。

      苏门师友，各有风格，而苏轼也真能尊重他人独立的成就，他自己是不受任何格律束缚的天才诗人，所以也不强人与他同调。正因有此涵量，所以他能网罗天下人才，创出自由的文风。故东坡时代的宋诗，万象纷呈，各具自家面目，别有气象。尽脱唐人窠臼，赋予宋代文学以新生命，创出宋诗的新境界，下启江西诗派二百余年的新诗运。

      但至绍述祸作，苏轼及其门下，身且不保，遑论其他。秦观与他同遭贬谪，死于道途，先老师而亡。苏轼逝世这一年，陈师道也死了。三年后，黄庭坚卒于宜州贬所。苏轼寄望接棒的张耒，虽然年寿最长，后苏轼十三年谢世，但他就因在荐福寺祭奠师丧，成了罪状，被谪房州别驾，步武老师被政府“安置黄州”。文潜好酒，晚年因酒精中毒，患麻痹以致语言都有障碍，即山谷诗所谓“张子耽酒语蹇吃”，更自潦倒不堪。出身苏门的人，幸得不死，也必颠沛流离，救死不遑，还有什么机会讲学，还有什么地位领导文运？文化帝国的太平盛世已经过去了，大局扰攘，根本没有文坛存在，又遑论宗主。这是苏轼不复自见的一种悲哀。

      在写文方面，欧阳修作完一文，便将稿子贴在墙壁上，坐卧之间，随时复看，随时修改，必至自认完美无疵，方肯脱手示人。苏轼虽然才思敏捷，落笔之前，先有腹稿，旁人只见他文不加点的才气，但他自己腹内经营，并非完全不需推敲，只是灵感来得快，他又敏于捕捉，不着痕迹而已。如若初句，确有语病，仍须涂抹再三，改而又改。

      苏轼任职在京，政务忙碌，稍有余闲，则朋友往来多，宴饮聚会多，谈玄说艺，把所剩的精力时间都用尽了，这段时间里，诗词方面，几近曳白。所以苏轼这段时期的诗作，不但数量很少，而且竟无一篇可与黄州名作相提并论的。

【五】

      后来苏轼任职杭州，也做了几件大事。初到任时，正逢风雨失调，酝酿凶年的灾荒。苏轼预见明年春夏之交，必有饥荒盗贼之忧。他想方设法平定米价，筹备粮源，准备赈济明年的缺粮。疏通运河，恢复水运交通，使城中的居民有足够的水用。古代社会缺乏公共卫生设施，任何地方水旱灾荒之后，一定会发生瘟疫，瘟疫一旦蔓延，必有大批人死亡。苏轼设置病坊，还自费修合药剂。为解决居民日常饮水问题，苏轼闲暇之时，亲自督察工事的进行，克服千难万险，重开西湖，铲除葑草，搬载湖泥。历时四个月，占据一半湖面的葑田大部分被划除了，南北相通的长堤也将筑成。如今我们能看到西湖美景，不得不感慨东坡先生所做的丰功伟绩。

【六】

      苏轼日常生活中，有两项经年不倦的癖好：一是合药，二是酿酒。

      不但如此，苏轼后在白鹤峰上造了住宅，便在屋后小圃，自己种植药草，有安神开心的人参、明目乌发的枸杞、清火的甘菊、解毒御瘴的薏苡，以及有返老还童之效的地黄，配以阿胶、崖蜜、山姜，合溶为。虽然都是老人常用的保健药物，总也不是单为个人所需，就要种植这么多。

      苏轼好酒而不善饮，他喜欢看别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他胸中浩浩焉，落落焉，酣适甚于其客。因此他每个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广、惠、循、梅五太守，又常常送酒给他，所以他“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

      苏轼这样勤于求药，忙于酿酒，有人问他道：“子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劳己以为人，何苦？”苏轼大笑道：“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实在只是为我自己！”

【七】

      东坡是幸福的，因为他的身边从来都不缺乏照顾他的人。他被流放到南荒之地时，家仆们都被遣散，唯有朝云，她坚决不肯在患难之中，离弃家主于不顾，尤其是王夫人已经过世了，这孤独的老翁，岂能没有一个妇人照顾他的起居饮食，所以她热情而又果敢地表示，一定要随侍苏轼南行。古时读书人，用世的途径非常狭窄，一旦遭逢患难，不得已须过退隐生活时，大多只能照顾自己，不再留心世事了。上焉者，葺治庭园，吟风弄月，作一身安适之谋；下焉者，征歌选色，恣意口腹，尽量发泄肉体官能的享乐。唯有苏轼不然，虽已年近花甲，而且被放于蛮荒的岭外，但他依然精神饱满，按捺不住“为人”的一腔热情。虽然他没有很多钱，可以大规模做帮助别人的事，也没有权势，可以影响别人来做社会福利工作。他随时找机会，做他能够做的施予之事，从施予中获得满足，汲取快乐。

      恶劣环境中，朝云毅然担起了主妇的责任，六十老翁的饮食起居，赖她照顾，不断地宾客，要她招呼，拮据的经济情况，赖她张罗和调配。她从十二岁踏进当时杭州通判的府邸，二十年来，看尽了苏家的盛衰和荣辱。她是在苏家长大的孩子，也分担他们所有的悲欢离合。

      亲生的儿子夭折，精神上，她的人生已经死了一半。跟着主公从伤心的金陵城漂泊到泗上时，她得到一个短暂的机会，拜在比丘尼义冲座下，开始学佛，以佛学宽宏明澈的开譬，救治她心理上的创伤。苏家的抚养，主公的爱怜，使她坚定地认为她是苏家的成员之一，不论有没有名分地位，凡有任何灾难和不幸，她都甘心接受，勇敢地争着来分担。

      海南“百物皆无”的生活环境，是任何人都不能忍受的。而精神食粮——书物的匮乏，对一个读书人所造成的威胁，像失落灵魂一样的痛苦，就不是平常人所能想象的了。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

      ——苏轼《自提金山画像》

【八】

      苏轼生命中，天赋一腔迈往之气，一副热烈心肠，再经后天儒学者的严格训练，两者统合起来，成就为一个抱负非凡、才气纵横的知识分子。他那胸襟浩荡而正气凛然的人格，随时随地发出灼灼的光芒，照耀在人们的眼前。

      真正的知识分子，必具强烈的正义感和是非心，不向任何权势低头，只对自己的思想见解负责。要说的话，就痛痛快快说出来，要哭要笑，就大声哭笑。他们是观念的行动人物，所以从来不屑瞻顾，更不稍自掩饰锋芒。然而，总是披着虚伪外衣的现实社会，怎能容忍如此认真的异端存在？尤其是最现实的政治社会，更不能听任一个异端的言论散布四方，动摇权势的架构。苏轼一生，几与祸患相终始，其故即在于此。

      苏轼一生与谤毁、诬陷和迫害相纠结，在被侮辱与被压迫的苦难中，自寻种种纾解的方法，像搜寻治病的药方一样勤勉。苏轼是一个力求精神自由，富有性情的人，所以喜欢和朋友作毫无遮拦的谐谑，恣意说笑，但却绝对容忍不了庸俗，特别厌憎虚伪的做作。他是一个求痛快的人，假使不能怒骂，他就用“嘲讽”来发泄这种情绪。充满机智的嘲讽使旁人称快，却也使受者刻骨仇恨。然而，一千年来，同情他的多数人，从那些讽喻中，领略他的热情，欣赏他的正直。

      每个时代，每一个人，都能从他这面大镜子里，发现自己怀有与他同样的感情，同样的理解，同样的诗情画意，只是我们说不出那些天生的好言语来。所以，他的若干诗句，文章中许多词组，流传在千年众口中，成了妇孺皆知、人人引用的俗谚或成语。

      现代学人叶嘉莹分析这两大诗仙的不同，以为李白是“仙而人者”，以其恣纵不羁的天才，生此庸懦鄙俗的人间，不为世容，原是命定的悲剧。东坡则是“人而仙者”，所以他和我们一样，有做人的烦恼和痛苦，不过他有几分飘忽的仙气，得从超越凡俗的旷观中，获得解脱。所以我们总觉得李白天马行空，如在天上，而东坡永远和我们一起生活在这大地上，同其悲欢，同其好恶，像个亲密的朋友。

      东坡一生，历尽坎坷，常被命运摆布，在极不自由的境地里，独行于荆天棘地之中，胸臆间积郁着一腔难平之气，如生芒角，非吐不快，他就在这痛苦而又孤独的人生路上，习于写诗。青年时代，自蜀入汴开始，直至客死常州为止，四十余年，不断写下的诗篇，传今者二千四百余首。不论是当哭的长歌，还是欢愉的短唱，全是从他性情深处倾泻出来的真情实感，生命中自然流露的天真，在塑造人物形象这一工作上，此是血肉材料的无上宝库。

      尽管我们不能像东坡先生一般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可以学习他身上所具备的精神，无论身处在多么艰苦的环境，我们都不能停止对生活的热爱。即使是掉落在悬崖峭壁上的种子，依旧可以绽放生命的魅力。当你在生活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想一想东坡先生吧，人世间，除了生与死，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们所不能面对的呢？

      生活有时被我们想得太过复杂，认为一定要拥有什么，才能证明自己，一路的努力和坚持，又是为了得到什么呢？最后还不是尘归尘，土归土。生活，生活，为了生，为了活，为了生而活，只要能活下去，无论是活得体面，还是落魄，只要心是愉悦的，其它的有那么重要吗？能吃身体上的苦，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因为这个世界不缺这样的人，只有精神上的苦，是很多人无法承受的。是生活带给我们的种种压力，让我们更加珍惜所拥有的一切。

                            ——2022/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