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革新》读书笔记

清晨帘幕卷轻霜。呵手试梅妆。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思往事，惜流芳。易成伤。拟歌先敛，欲笑还颦，最断人肠。

这首词是写给一位不期而遇的歌女。呵，这是怎样的深情厚意！

作者不是晏殊，不是晏几道，不是柳永。而是当过宰相，常以儒家庄重面目示人的欧阳修。奇怪，“醉翁”欧阳修怎么会写出这样温婉闺情？

说起来这也是五代至宋的传统。实际上，又被称为长短句的词，几乎从它诞生之日起便以闺情为主旋律。这不仅因为词在早期原本由歌女传唱，流行于秦楼楚馆，还因为中唐以后士大夫的心境已经发生变化，目光也从外部世界收回到内心。唯其如此，他们对情感的体验才会变得十分细腻和真切。

的确，宋代词人是多情的。一段艳遇，甚至也许只是看了一眼，便能产生千古绝唱。苏轼之前，甚至之后，宋词不少是轻音乐，主题则不是闺情便是闲情。风花雪月、离愁别绪和艳遇雅集往往被视为当行本色。如此这般的花轻似梦，雨细如愁，显然大不同于唐诗之包罗万象，气贯长虹。宋词的追求不在厚重，而在工巧；不在气象，而在心境。

比之汉赋、唐诗，宋词是全新的。不仅如此，宋人的整体生活都是全新的。

柳永一生不得意，他五次参加科举考试，四次名落孙山。官场失意就去情场。声称“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扬言“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于是，柳永成了歌女们的最爱。结果是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唱柳永的词。

所谓“有井水的地方”就是市井。因为在没有专门商业区的聚落时代，货物常常是在公用水井旁边买卖的。后来聚落发展为城市，有了街道和商铺，井也仍然存在，甚至成为市中心。中国原本没有“市民”概念。他们在历史上更为常见的称谓是“市人”，市人就是商人，因为商业场所（市场）和商业活动（买卖）都叫“市”。只不过，按照“行商坐贾”的分工，只有长期在固定商业区从事交易的才需要向政府登记。固定商业区就是市井，这样的人就是贾人，他们的户籍叫市籍，带有明显的身份歧视意味。列入市籍的，世代不得为官。能做官的是士人。士人与市人，有贵贱之分。

然而事情在宋代发生了变化。市籍取消了，整个城市在法律上都被看作了商业区，所有的城市居民便都是市民。这样一来，原本与“市人”相对立的“士人”也不可能不变，柳永以士人的身份为市人歌唱便是证明。过去，士人的子孙世代都是士人；此后，则商人的子孙才能为仕──这是颠覆性的变化。结果就是两宋科技迅速进步，文化异常繁荣。宋人贡献了两项世界级伟大发明：造纸术和印刷术。它们使得知识的获得、思想的传播和文化的传承，都变得比以前更方便、更容易、更快捷，因为雕版印刷的书籍可以批量生产，量多则价低，也易得，博览群书完全可能。广大的寒门学子彻底打破了过去只有贵族才能享有的文化壁垒。彻底打破了门阀士族对仕途的垄断，彻底改变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不合理状态。中下层知识分子能够真正实现“学而优则仕”的千年梦想。附带产生的文化成果是：书籍从此有了排版和装订技术，也有了规范的汉字——宋体字，沿用至今仍是汉文字的主流。

这样的新市民在《清明上河图》中比比皆是。别的不说，单是虹桥上看热闹的，就有不少闲杂人等。坐着大客船由汴河进京的丝绸商和观光客，是各类表演的热心观众。仅东角楼一带便有勾栏五十多处，最大的瓦舍容纳数千人，其中既有名角的表演，也有各种吃食、货物和杂耍。市井文化的兴起，已势不可当。

从《清明上河图》还可以发现一个新变化。开封许多店铺里都有桌子和长凳，在此之前，中国人只有席、塌和低矮的几案。我们今天坐在椅子上、桌子前，就是宋的文化遗产。不要小看这变化，因为这是身心的解放。席地而坐、依塌而眠太不舒服，真正舒服的还是坐在椅子上，尤其是靠背椅和扶手椅发明之后。至于配套的桌子，则显然有利于解放脑力劳动的生产力。使用桌椅之后，家具的尺度将随之增高，室内的格局也会相应变化，气派为之一振。从此，时代精神不在榻上在椅上。

从《清明上河图》再看，摆放桌子板凳的地方多半是饭庄和酒家。而宋代餐饮业之发达前所未有。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统计，当时杭州城内，仅市面上常见的菜式就多达三百三十五款，还不包括鲍、翅、熊掌之类。小吃店里和街头巷尾挑担叫卖的糕点、零食和甜品，则有七十多种。苏轼是有名的吃货，东坡肉据说就是他的发明，能中毒的河豚也是他的最爱。有一次，一个朋友备了河豚请他到家里来吃。一家人躲在屏风后面，想听这位“拼死吃河豚”的美食家做何评论，苏轼却只管吃不说话。正当大家感到失望之时，此公却喊了一句：也值得一死！这真是，时代精神不在刀尖在舌尖。

宋人酷爱刺青。刺青就是“文身”，甲骨文的“文”字，就是“文身之人”的象形。才有“文”这个字，也才有了文采、文艺、文化、文明等等一系列概念的诞生。事实上，喜欢刺青的或者是血性男儿，比如史进；或者是英俊少年，比如燕青。施耐庵甚至这样赞美燕青的文身：雪练也似白肉，刺了这一身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难怪泰山比武之时，他甫一脱衣便是万众喝彩；后来见了李师师，也把那名妓迷得神魂颠倒，忍不住用纤纤玉手在他身上轻轻抚摸。

这是一种审美的态度。审美的对象，是人体。对人体美的欣赏从魏晋时期就开始了。只不过，魏晋崇本色，隋唐重时尚，两宋爱刺青。魏晋的追求，是玉树临风楚楚动人；隋唐的讲究，是“画眉深浅入时无”。两宋则兼而有之：要求“雪练也似的白肉”“刺一身遍体花绣”。前者是魏晋之遗风，后者是隋唐之变异，二者融合为刺青。一半魏晋风度，一半盛唐气象，即为两宋之美。

宋人酷爱自然。宋的山水画无疑是一个高峰。无论关同之峭拔，李成之旷远，范宽之雄杰，都鼎峙百代，超越千古。董源也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这才栩栩如生。问题是，宋代山水画真实吗？表面上看，关同画的是河朔，李成画的是齐鲁，范宽画的是关陕，董源画的是江南。中国画从来就不满足于外在的形似，更追求内在的气韵。因此他们笔下的山水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是一种移入情感见其大意的想象的真实，心理的真实，甚至幻觉的真实。更重要的，是情趣。

这样一种情趣，只属于新时代的新主人。这个新主人，就是庶族地主阶级。庶族地主阶级成为中华帝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坐稳江山，则是在宋。大批的世俗知识分子通过科举，由野而朝，由农而仕，由乡村而城市，由地方而中央。宦海沉浮之中，他们的人生往往大起大落，布衣而卿相，卿相而布衣。于是，丘山溪壑，渔樵闲话，野店村居，对于他们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得意时，是他们情感的补充；失意时，是他们心灵的归宿。

宋人酷爱生活。江西省某地，由于官窑烧制的瓷器底部有“景德年制”字样，被称为景德镇；禅师释道原撰写的禅宗史，因为完成于景德元年（1004），被称为《景德传灯录》。前者关乎瓷器，后者关乎禅宗；而能够把这两件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之事联系起来的，则是茶。茶、禅、瓷器，都是两宋文明的标志性符号。

“茶禅一味”的观念，就产生于宋。写下这四个字的，是两宋之际赫赫有名的克勤禅师。宋代禅的味道，就是宋代茶的味道。那么，宋代的茶，什么味道？词的味道。唐诗如酒，宋词如茶。唐诗浓烈，宋词淡雅。

宋代上流社会的饮茶极其讲究。比如点茶，便先要用纸将茶饼包好捶碎，再用碾子磨成细末，然后用茶罗筛。筛出来的茶末放进茶盅，加沸水少许调成茶膏。茶膏调匀，再用沸水冲成茶汤。这时，要用茶筅轻轻敲击，直到产生泡沫。泡沫叫汤花，也叫云脚，要求鲜亮雪白，到达苏轼所称“汤发云腴酽白，盏浮花乳轻圆”的效果。茶香飘逸，汤花轻溅，水雾朦胧，这是什么境界？宋代瓷器的境界。

人们只要提起词或瓷，首先想到的就是宋。也就是说，这两种艺术样式在宋代都达到了顶峰，让后世无法企及。实际上宋词与宋瓷也不乏相似之处，那就是与唐诗和唐三彩相比，态度更平和，而工艺更考究。

但，尽管宋瓷是人间最美的器物，却并不高高在上或拒人千里之外，反倒多为生活用品，同时又极具内涵。这就只能用时代精神来解释了。也就是说，宋有着与唐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和追求，那就是：世俗、平和并雅致地活着。的确，宋人比唐人更享受生活，尤其是士大夫。唐代的诗人会借着酒劲，唱出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怀才不遇的满腹牢骚。宋代的词家却不一样，哪怕官场失意，也照样与三五友人围炉品茗，参禅论道。

这就是宋给人的文化印象：无病呻吟的文人词，一碰就碎的细瓷器，宁静悠闲的山水画，琢磨不透的禅，以及需要细细品味的茶。与汉和唐相比，宋显得文质彬彬。但这也并不全面。即便宋词，就并非只有柳永、晏殊和欧阳修，也有苏轼、岳飞、辛弃疾。何况宋代还有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兵器工业，岂能只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实际上，宋文明是一个极为兼容的复合体，或者相当和谐的矛盾体。仅以词而言，便豪放与婉约并存，典雅与俚俗兼有。展示于瓷器，是既有流光溢彩如均窑，又有含蓄莹润如汝窑。表现在舌尖，则既有美食，又能品茶。难怪他们的城市既是田园的，又是市井的；既有勾栏瓦舍，又有数不清的书店，以及可以清修的寺院和高耸入云的宝塔。

宋，大雅大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