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去大儿子的同学家玩。客厅照例有面照片墙。从褪色到新鲜的照片，满满当当，目不暇接。主人家夫妇俩的结婚照，印着日期。小憨（我家孩子他爸）一看，立马发现有异：办这婚礼的时候，我家老大都生出来了。我家老大生出来了，主人家老大就更早生出来了。
当日的谈话气氛，是心到口到，也叫口无遮拦。于是和女主人说笑此事。一屋子的笑声里，掺杂着对历史的清楚记忆，对宽松现状的感念。这位女主人，是我们儿子班里礼物与节庆事宜的金牌组织者，遇有老师生日、离职、结婚、生子、过圣诞节，她往往出面组织，点子多，协调能力强。最近正协调给班里一位老师的婚礼一个惊喜，这位老师身怀六甲，而且是第二胎。对我家儿子来说，还有一场重要的婚礼，说着说着已到了眼前。他们的奶奶，即我的婆婆，月底就要和她同居了十五年的男朋友结婚。
我婆婆有位亲姐姐，上世纪六十年代，未婚先孕，惊恐失措。父亲身为清教牧师，传统、严苛，不苟言笑。 姐姐和男友自己当然不敢跟父亲去禀报，央了一位父亲的同辈长者，有身份地位，去说破此事。父亲至少不敢对这位长者爆发脾气。允婚，但不许穿白婚纱，只能穿粉红。
听完这通往事，周末这家的女主人自然想起她的祖母，上世纪二十年代，也是未婚先孕，家里不许她在村子里成婚，只能去临近的市镇，穿黑婚纱结婚。就是这位祖母，丈夫后来赴二战，俘入苏联战俘营，50年代方还家，家里三个娃——最小的女娃，在父亲走时，还在娘胎里——祖母一个人拉扯大。祖母是位女汉子，出入乡村酒馆打牌，当时打牌是纯爷们儿的娱乐，那种场所见不到女性。
就不接着跑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