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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像一个在越发陌生的世界中游荡的鬼魂一样。我不再能用以前的方式写音乐，但我又学不会新的。我非常努力地去感受今天的音乐形式，但我对它们没有感觉……我一直感到自己的音乐和对其他音乐的反应在精神上从未改变，都是不断地汲汲于试图创造美……新的音乐似乎并非发自内心，而是来自头脑。它们的创作者是在思考，而非感受。他们无法使自己的作品崇高——他们在调和、抗议、分析、推理、计算和酝酿，但是没有升华。
纳博科夫一直想成为下一个普希金，直到革命摧毁了他的计划。在余生中他都扮演着受伤天才的形象，虽然实际上他的英语写作风格——他 5 岁时就已经形成——一直与他的俄语风格相当，如果不是更好的话。但是流亡之后，纳博科夫很快就有了在虚无中写作的感觉。从苏维埃政权手中逃脱之后，他开始感到自己享受到自由是因为他在真空中工作——没有读者，也没有可以描绘的公共生活——于是“这一切不过是某种脆弱的虚幻氛围”
巴黎侨民的第二个文化特征，就是他们重新宣扬彼得大帝核心遗产之一——贵族价值观。在表面上的斯拉夫异域情调假象之下，是构成《艺术世界》杂志本质精神的贵族气质。它同样根植于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中——它在 19 世纪 90 年代早期首次集结了《艺术世界》的三位创始人，别雷、费洛索福夫和佳吉列夫。正如别雷在 1939 年的回忆录中所说，他们喜欢柴可夫斯基芭蕾舞的地方就是其“贵族精神”，那仍然“没有受到任何民主干扰”——比如在功利的艺术形式中发现的那样——的精神。巴黎的侨民群体赞赏的正是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价值观。他们组成了一个崇拜亚历山大时代的小圈子，欣赏其高贵的法兰西帝国风格，还有以普希金为典范的考究的贵族艺术风范。
以色列的犹太人不能理解，夏加尔如何能够对俄国的生活如此怀念。那不是发生过迫害犹太人事件的国家吗？但是在维捷布斯克这座城镇中，犹太人不仅仅是与俄罗斯人共存，而且还受益于俄国文化。就像曼德尔施塔姆这位兼有波兰与俄罗斯血统的犹太人一样，夏加尔一直认同俄罗斯传统：它是进入欧洲文化与价值观的手段。 1917 年之前，俄罗斯文明是一种巨大的、世界主义的文明。它吸收了整个西方文化，就像夏加尔作为一个犹太人吸收了俄国文化一样。俄罗斯将夏加尔这样的犹太人从他们家乡的褊狭态度中解放出来，令其与更广大的世界建立起联系。
马克西姆 · 高尔基是第一位发现回国危险的重要文化人物。这位在早年《母亲》等小说中支持革命事业的作家，于 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后，陷入了迷惑。伴随着革命出现的混乱、破坏、无政府主义思潮及各种暴力事件，高尔基与列宁及新政权之间产生了矛盾。……在深受这些年自己目睹之事的震动之后， 1921 年 10 月，高尔基离开俄国去了柏林。高尔基没法住在苏俄了，但他也同样不能忍受漂泊海外。
但是在列宁于1924 年去世后，高尔基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他对与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决裂万分悔恨，而且用贝蓓洛娃的话说，他说服自己相信，“列宁的死让他和整个俄国都成了弃儿”
人民内务委员会将高尔基置于严密监视之下。有证据表明高尔基曾经与布哈林和基洛夫——列宁格勒州委书记， 1934 年被暗杀——密谋反对斯大林。高尔基 1936 年去世可能也是这次密谋的结果。有一段时间内，他患有由肺病和心脏病引发的长期流感。在 1938 年对布哈林的走过场公审中，高尔基的医生被发现犯有“用药物谋杀”这位作家的罪行。也许斯大林曲解这位作家的自然死亡来作为摧毁政敌的借口，但高尔基与反抗行动的瓜葛也让他极有可能是被谋杀。几乎可以肯定， 1934 年是人民内务委员会在谋害了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 · 佩什科夫，这也可能是削弱高尔基计划的一部分。
普罗科菲耶夫是另一位回到斯大林时期苏联的重要人物——在大恐怖处于高潮的 1936 年。这位作曲家向来不以政治敏锐著称，但是即使以他的标准来看，他选定的这个不幸的回国时间也是异常天真的结果。普罗科菲耶夫对政治兴趣寥寥。他认为自己的音乐要高于政治。他似乎相信他可以回到苏联，而不受苏联政策的影响。
茨维塔耶娃的儿子莫尔是她最后的希望和情感依靠。但是这位少年正在努力挣脱母亲令人窒息的控制。 1941 年 8 月，随着德军横扫苏联，直逼莫斯科，他们娘俩被疏散到了鞑靼共和国一个名叫叶拉布加的小镇，在喀山附近。他们在一个小木屋里租了半个房间。茨维塔耶娃没有任何生计来源。 8 月 30 日，星期天，她的房东和莫尔出去钓鱼。就在他们走了以后，她上吊自杀。
俄罗斯在斯特拉文斯基的心里深深扎根。这不仅仅是他家里的圣像、他读过的书，还有他儿时吃饭的勺子。他对俄国的土地、习惯、风俗、说话方式、社交方式仍然有着真实的情感和记忆，在他踏上故土的一刹那，所有这些感情就涌上了他的心头。文化不仅仅是一种传统。连一个图书馆都无法将其涵盖，更不用说流亡者揣在包里的“八本薄薄的书”了。它是某种内在的、情感的、本能的东西，是塑造一个人的人格并将其与一个民族、一个地方牢牢绑在一起的感情。在西方公众看来，斯特拉文斯基是一个访问出生地的流亡者，而在俄国人眼中，他是一个回家了的俄国人。
赫鲁晓夫的解冻对肖斯塔科维奇是巨大的解放。他因而能够重新建立起与圣彼得堡古典传统的联系——他和斯特拉文斯基都是在这座城市出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没有麻烦。根据叶甫盖尼 · 叶夫图申科的诗《娘子谷》（ 1961 ）创作的《第十三交响曲》就遭到了攻击（还试图阻止它的首演），说将焦点集中在纳粹对基辅犹太人的大屠杀上，就减损了俄罗斯人民在战争中的苦难。不过在其他方面，解冻还是为肖斯塔科维奇带来了创作的春天。他重返在列宁格勒音乐学校的教学岗位。他荣获了官方大奖，还被允许多次出国旅行。他一些最卓越的音乐作品就是在他人生最后的这几年中创作的——最后三部弦乐四重奏还有《中提琴奏鸣曲》，后者于 1975 年 8 月 9 日完成，就在他去世前一个月，这是他为自己创作的安魂曲，也是对人生的艺术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