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初版为两卷本，即《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一卷）和《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二卷）。第二版是三卷本，增加一卷《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导论》卷中的“小引”和全部十一节内容，每一节都可以当作独立的论文来读，集中反映了作者关于“思想史”这一课题长期研究与思考的轨迹。作者写作两卷本用了七年时间（1994-2000），到第二版形成三卷本，又是四年（2000-2004）。
三卷本有一百多万字，囫囵读下来，有几个点印象较深。比如，关于所谓“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关于可作为思想史研究的资料，关于“盛世无思想”，关于所谓“道统”“学统”“政统”的思考。卷一、卷二的笔记也一并录入。
“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
作者于1994年萌生“一般思想史”的概念构想。当下可见的思想史论著，基本上都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一是以精英的经典的、二是以人为章节的、三是进化论的。”（导论，页96），思想史对于精英和经典的叙述，常常是一种“回溯性的追认”。“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导论，页11）
思想可能是少数天才的奢侈品，而知识却是所有受教育者的必备物。普通的常识是思想最直接的背景。（导论，页28）。作者阐述了“一般知识与技术”与“精英与经典思想”的关系：“相当多看似玄虚与纯粹的思想表述，其实与一些具体的、经验的知识和技术密不可分，往往是思想家把有特指的、具体的知识性术语转化成无特指的、抽象的哲理名词，把实际的、具体的思想转译成终极的抽象的理念，把经验中的思路与步骤转化成理智中的分析与推理。于是，‘一般知识与技术’就作为知识背景融入了‘精英与经典思想’。”（第一卷，页127）
作者认为，需要描述的所谓“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其构成与影响大体在三方面：启蒙教育的内容，生活知识的来源和思想传播的途径。（导论，页19）作者的写作构想是，“希望写出这些来来去去的精英与经典。。。还希望表现那种‘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段中，看不出什么变化。。。它要用‘长时段’来描述，是缓慢地但又是连续地在变化，真正构成思想史的基盘和底线。”（导论，页13-14）
思想史的资料
关于思想史的资料，精英与经典的文献当然是“天经地义”的资料，除此之外，还应当注意那些常常是“无名”或“无主”的东西。一是经典之外的各种常备读物与流行读物，包括（1）历书，（2）则例与舆服志等，（三）档案，（4）类书、蒙书、手册、读本等，（5）小说话本唱词。二是无文字的文物，“任何经由人工的文物本身就携带了人的想法，从无文字的考古发现与文物资料中重建思想话语，恰恰是思想史家的责任。”（导论，页109）
书中经常可见作者对上述资料的研究与运用，揭示这些资料的思想史意义。如，第一卷的最后，专辟一节“目录、类书和经典注疏中所见七世纪中国知识与思想世界的轮廓”，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作者关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独特思路与方法。又如，在第二卷中有一节，从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说起，论及地图“作为一种叙述”的思想史意义，也值得一读。再如，从墓室绘画主题看唐宋之间文化的明显变化，来印证作者“图像研究可以给思想史增添新视野”的观点。
#“类书”的思想史意义。类书提供了知识和思想的资源。分类是思想的秩序，分类及其次序的背后，是对知识和思想的整合与规范，展示了那个时代知识与思想的范围、秩序与边界，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念和价值秩序。（第一卷，页411-415）分类的背后都隐含着对于知识的自我理解和解释，也包含着一种知识权力的形成，使之成为有权力的知识。（第二卷，页418）
#“伪史”的思想史意义。不必特意把史料看成是“真”与“伪”，更不必把“真”与“伪”分出价值的高下，无论真伪，它都包含着思想的历史（导论，页141）。历史是由层层积累的伪史构造的（顾颉刚语）。“作伪”的文献本身已经成为历史谱系中的积累层。
思想史与《思想史》
思想的历史是一种原生态的存在，“并没有特意的安排或事先的顺序”。而被书名号框定的《思想史》，是写作者“给历史勒定秩序”。“后人写《思想史》，在他们的理解视野中，连续性应该有很多种。”（《导论》，页48）
以作者的理解视野来看，“思想史连续性”有三种类型。其一是对于一个思想命题的不断解释，如对生死、天道、人性的不断解释；其二是脱魅或理性的排斥，是“断裂中连续”的例证；其三是对外来知识与思想的回应中重新发掘和解释思想传统中的资源。（导论，页50-52）
当已经习惯了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在根本上受到威胁时，溯史寻根常常是惯用手段。有两种状况，一种是回溯本原，以向回看的方式，确认自己处在一个仍然强大的历史空间与族群文化当中，凭借强大的历史与文化找到归属，获得自信，这种方式常常将思想史引向“原旨”取向；另一种是私下承认思想与文化的变动与差异，放弃原旨的追求，但在表层上使用“复古”的名义赢得合法性，同时借助历史资源重新虚构一种新的历史，试图在这种新的系统中融入新知识与新经验，又给这种新知识新经验建构似乎属于自身的古老的历史，这种方式常常将思想史引向“革新”。（第二卷，页117）思想史就是这样，在一次又一次的发掘历史资源、虚构历史谱系、重新加以诠释的过程中，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在渐渐地变化着。（第二卷，页125）
#注疏的思想史意义。思想史关注的，不仅在于思想，也关注思想的理解与表述。（第一卷，页371）注疏借用经典的权威，无形中规定了知识与思想合理性的边界。个人的理解被集体的解释所取代，个人学术取向让位于官方政治取向，实际上传达的是官方意识形态。（第一卷，页419）对经典的注释在古代中国是思想连续的常见形式，保守的与更新的内容总是可以被纳入这种形式中。（第二卷，页下注179）
#“思想平庸时代”的思想史意义。“无画处皆是画”。没有特别精彩思想的时代，可能也有思想史意义。。。洞察力和批评力的消失，难道不是思想史应当讨论的历史现象么？（导论，页61）把思想的平庸、停滞甚至倒退的时代也看成是一种“历史”，也许思想史会更具有连续性。平庸也罢，停滞也罢，倒退也罢，都不是没有思想，只是没有“精彩的”思想，而没有精彩思想实际上也是一种思想。（第二卷，页249）。唐代的所谓全盛时期，恰恰是思想史相对平庸的时期，只有文学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这两方面似乎都与七世纪中叶以来，知识与思想世界提供了现成答案、完成了整顿与综合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第一卷，页422，全书结束句的页下注）
关于古代中国思想世界
的某些概括性认识
中国思想世界主流所追求的终极境界并不是真正的绝对与超越，而是在社会生活中实现人生的圆满。（卷一，页375）
古代中国，人们本来就有一种自然的追求与相信秩序和层次的趋向，他们把宇宙天地的运转秩序与空间层次当作一种合理性暗示和象征，支持着对于社会权力与阶层的合法性。礼法“依天道而立”，礼法就是在这种宇宙象征的支持下取得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卷二，页26）
马克斯·韦伯关于国家或王朝建构自身权力的合法性的三种途径：一是借助天或神的超异力量的护佑，二是依靠官僚管理系统的有效统治，三是依靠统治者的个人力量。古代中国王权是“普遍皇权”，它将政治统治、宗教权威与文化秩序合于一身。（卷二，页156-7）
第一卷 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四大编：遥远的古代，春秋战国（“轴心时代”），秦汉时代，汉晋时代
上古三代。良渚玉琮、濮阳蚌壳龙虎、凌家滩玉版的考古发现，包含了古人对于天地四方、时间空间的思想。甲骨卜辞反映了殷商时期人们思想观念中神秘力量的秩序化、社会结构的秩序化以及知识系统的秩序化。“祭天于郊坛，祭地于社稷，祭祖于宗庙”，周代礼制的核心，是确立血缘和等级之间的同一秩序。
#仪式的思想史意义。仪式是秩序的象征性表现与合法性来源，秩序首先表现为一套仪式。宇宙的结构、亲族的感情、社会的等级，就在仪式中被奇妙地叠合在一起，仪式把“天道”和“人心”用一整套形式化的东西确认并表现出来。当人们把自己的全部心智和情感投入这种神圣的体验时，仪式由此确立了自身的权威性，也确立了这一秩序的合理性。仪式是一套象征，象征的崩溃常常就是秩序的崩溃。（卷一，页50-53）
春秋战国时代。从一般知识与思想上看，沿袭殷周时代——历算与星占为主的天象之学，龟策为主的预测之学，象征为主的礼仪之学，六艺（礼乐射御数书）。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观念系统，充当了思想的背景，并支撑着一切思想的合理性。（卷一，页71）这一时代，思想传统的延续与更新，体现在儒、墨、道思想的发生和演进中。三家思想分别体现出理智的三个趋向，简单表示为：儒-“德”-修养，墨-“用”-利益，道-“天”-反智。（卷一，页118）
百家争鸣时期，集中于三类话题：宇宙时空、社会秩序和个人存在。关于宇宙时空的思想，到了荀子，将天人关系的重心由“天”移到“人”，实则是把思想的方向由宇宙时空转向了社会秩序。关于社会秩序的思考，必须从对人性的思考与判断出发。孟子“性善说”，墨子“性恶说”，而荀子兼采两面又拒绝极端，主张“明分使群”。从战国末年到秦汉时期，中国思想向意识形态转化与定型中，荀子的意义非常重要。关于个人存在，儒者更为关注的是人在社会中的现实存在，而庄子一系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对个体生命的关怀。战国时代出现名辩之学，其思想史意义在于体现了一种转化，即原来与现象世界息息相关的思想，变成了纯粹逻辑与语言的论辩。（卷一，页182）儒、墨都比较看重“名”，特别注重名与实的关系探讨，而庄子一系则对“名”的确定性和普遍性予以消解，在道家这里，名辩之学无立足之地。
百家争鸣的结束，不仅仅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也不仅仅是汉武帝罢黜百家，也是由于折衷与融通已经兼容了各家，使各家界限日益淡化的结果。思想的统一往往是以特色的泯灭为代价的，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而无可奈何的事情常常就是历史。（卷一，页199）
#“士”的思想史意义。士，是介于下层贵族与庶民之间的从事知识生产的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阶层下降造成了春秋时代思想与知识权力的下移，形成一个不拥有政治权力却拥有文化权力的知识人阶层。思想与权威的疏离造就了思想者，“士”阶层的崛起和独立，才演进成了春秋到战国时代最为辉煌的百家争鸣。（卷一，页76-78）
秦汉时代最重要的特点，是从单纯的人文思想演化成为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在后世充当了思想世界的潜在背景，在近代西方思潮对它的整体冲击之前，它一直是中国思想的基础。（卷一，页199）
“一种思想学说要成为世间的制度法律或意识形态，必须借助与策略而不能单凭理想。”（卷一，页235）儒家的思想进路，是由理想主义向实用主义靠拢，思想学说开始向意识形态倾斜。于是，儒学终于向儒术转型，儒家在汉代改变了它的性质，由思想学说转变为意识形态，在东汉建构完成。知识阶层由“帝王的师友”变身为“帝王之臣下”。儒家学说有宇宙自然法则作为依据，有君主制度作为推行的力量，有循吏为代表的行政系统下的教育与灌输，还有数字化简约化的语词系统，人们在接受这一套思想学说的同时，放弃了对其合理性来源的追问，也承认了这种标准化强制性力量的规范，思想一致的时代不期而至。（卷一，页293）
汉晋时代，汉末到魏晋，思想和议论从“具体人事”到“抽象玄理”演进，有意从儒家经典中引申道家思想，或无意中以道家思想理解儒家经典（“移花接木”，卷一，页295，页下注），思路由儒转道，玄学时代到来。“无”被置于优先的位置，并显现出“从‘无’到‘有’”和“从《老》到《庄》”的两条思想进路（卷一，页295，页306）。之后又经历了道家转向道教的宗教化历程。（卷一，页312）道家出现于春秋社会末期，而道教产生于东汉末年，在时间上相隔了600多年。道教采取与意识形态适应的姿态，把自身的宗教行为放置在以儒家思想为依据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所允许的范围内，二世纪至六世纪间，是道教的宗教化时代。（卷一，页340）
道家宗教化的时代，也正是佛教东传并渗透中国思想世界的时代。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在东汉时期。释厄祈福是一般信仰者理解中的宗教信仰的意义。（卷一，页352）在中国，所有宗教行为都被纳入到中国思想世界所确立的社会优于个人的道德与伦理规范中（卷一，页353），宗教的功能从个人性转向社会性。中国语境中的佛教思想借由老庄思想的“比配”，“佛教因道家而变得清楚了，道家也借助于佛教而变得显豁了”（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语，卷一，页364）。从五至七世纪思想史进程来看，佛教发生着静悄悄的立场挪移，最终融入中国思想世界，其思想也相当地汉化了。（卷一，页407）
第二卷 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三大编：隋唐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
隋唐时期（主要是唐代）
七八世纪是以儒学为中心的主流意识形态。科举制在唐朝兴盛。从武后时代起，新兴阶层通过科举逐渐取代旧的贵族。知识在这个时代逐渐教条与简化，思想也随着知识阶层的结构性变化而越加趋于装饰与表面，信仰的边界开始模糊和混乱。（卷二，页13-20）唐玄宗在722-734年间陆续颁布亲释的《孝经》《道德经》《金刚经》（儒道释经典中最为简约的文本）。思想在权力制约的情况下，逐渐走向平庸，智力在这种一无所用的趋向中，逐渐转向了诗赋的琢磨和沉思。（卷二，页37）
八至十世纪的思想史，主要从中国佛教的转型来看思想世界的演进。盛唐以后的普遍实用的知识风气，导致理论兴趣的衰退，也间接引发禅风（重习禅与持律，轻经典阅读与研习）的兴盛。若认为人性即佛性，人就可以放弃所有宗教性约束和学习，这就为宗教世俗化打开方便之门，但也为宗教的自我瓦解预埋了伏笔，接踵而来的是，戒律随之松懈，修行可以免去，信仰也当然崩溃。心灵的自由有时是以终极意义的丧失为代价的。这是相当关键的理论支点，从早期禅学到晚期禅宗，思想的嬗变都与此息息相关。（卷二，页71）
会昌灭佛（845年）之后，禅学进入“五宗十代”时期（十世纪），并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即宗教语言渐渐演变成语言艺术和语言游戏，对于宗教真理的思考，变成了生活中的机智与巧思。
宋元时期
北宋初期以来，士大夫中有两个关注焦点：一是尊王攘夷，二是明理辨性。（卷二，页173）北宋（十一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文化中心（洛阳）与政治中心（汴梁，今开封）的分离。所谓“道学”与“政术”，其承载者就是“师”和“吏”。究竟是“以师为吏”，采取“循吏”的策略建立“王道”的秩序，还是“以吏为师”，采取“酷吏”的策略建立“霸道”的秩序，其实从汉代以来就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实际政治运作中的任何一种偏向，都会影响文化话语权力与政治话语权力的中心倾斜。（卷二，页167-168）
蒙元时代，理学与政治权力开始结合，不仅成了有权力的知识话语，而且成了有知识的权力话语。（卷二，页252）在使程朱理学意识形态化中，最重要的枢纽人物是许衡。程朱理学走向政治化和制度化，进入权力中心，但同时放弃了其批评立场，从而丧失了自我超越与更新的空间。（卷二，页256-257）
由元到明，社会生活的同一性在逐渐丧失，思想世界在保持“同一性”的同时蕴含着危机。在思想资源相对封闭的空间，在没有外来文明冲击的情况下，最容易找到的就是曾经在历史与传统中存在过但又被摒弃在边缘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于是，陆学（陆九渊）心学（王阳明）开始兴起。明代王学实际上是宋代理学的延续。王阳明对朱子理学的修正，是从“心”的重新定义开始的，朱熹把心与理分开，而王阳明主张“心即理也”“道必体而后见（体验）”“一念之动，便是知，便是行（知行合一）”。明代中后期王学在士人中的盛行，带来自由的社会风气，“天下文治向盛”。对王学的主要批评在于它过分凸显了心灵自觉的意义而导致道德约束力的瓦解，以致有人上疏批判“书院讲学”之风。后来又出现流民叛乱和满族入侵，内忧外患使得国家与秩序的意义被推至首位，而思想自由与超越和个人、心灵等议题从中心退到边缘。
#朱熹的思想史意义。一是重新建立“道统”，确立理学的思想谱系（《近思录》理学入门第一书），二是重新确认并凸显“四书”的意义（《四书集注》），三是致力于将理学原则生活化（《家礼》）。
#士坤阶层的思想史意义。士坤代表“社会”，皇权象征“国家”。士坤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中介。士坤阶层一方面作为民众利益的代言人，对抗国家权力的无限膨胀；另一方面，在以传统道德与礼法为背景的文明推动方面，国家的政治权力与士坤的知识权力取得一致，建构了以汉族地区为中心的“同一性”认同，并由此奠定中国人日常生活世界的伦理道德的同一性根基。（卷二，页244-247）
明清时期
十六世纪之后，中国思想史不能不考虑全球因素。西学在中国首先被接受也是首先被抵制的，是关于宇宙的天学。（卷二，页295）当中国古代宇宙秩序遭遇西洋天学，原来“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的宇宙观念面临被瓦解的困境，古代中国知识、思想、信仰世界失去了合理性的基础，可所谓“天崩地裂”。明清两代士人用来应付西学的策略，一是把西学纳入中国传统思想中重新解说，所谓“西学中源”——把新知统统算在自己账上，既满足自信，又给予新知以接受的合理性；二是与其划清界限，或把西学从中国思想世界中清除出去，比如把西方关于“天”的知识限制在实用的知识经验层面，与传统关于“天”的思想区分开来。（卷二，页310-316）
考据学的兴起。从学术渊源上说，修养实践之学从宋学到王学，已经没有发展的余地，学问就不得不向其他方向转换。清代的思想钳制和镇压，造成士人对现实的淡漠和对古典的关注使得清代学术风气从虚转实，转向考据学。（卷二，页353-354）考据大盛是在乾隆时代。
19世纪下半叶，发生了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变，中国人开始从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文明优劣观转变到以强弱为中心的文明优劣观，于是，“自强”成了中国观念世界的重心所在。“富强”在理性的名义掩护下，以“实用”和“有效”的方式，被当作文明的标准，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性入侵”。中国旧学被当作“无用”知识，而西方新知被当作“有用知识”。（卷二，页408-411）
1888年，科举首开算学科，预示着传统中国知识系统的瓦解。（卷二，页417页下注）西洋新知冲击下，经史子集的分类法转化成为文史哲政经法以及数理化等西洋学科的分类法。重建知识系统成为普遍的需求。（卷二，页420）晚清，进入新语境的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不得不对中国传统资源进行重新发现和诠释，重组知识系统。
经学由经转史。经典的权威只是充当一种支持合理性的资源（卷二，页425），把经学的意义从追求“真理”转向为追求“真实”。本来，经学的权威性来自于它对“真理”的垄断，史学的权威来自于它对“真实”的追求。当经学转向史学时，“真理”在“真实”的检验下不断露出破绽，而“真实”却在不断开放知识的边界。“真理”有排他性而“真实”欢迎所有的新知识。（卷二，页433）诸子之学由隐而显。诸子学复兴的真正契机，是知识阶层对自身处境的认识和感受的改变。一是全球背景下被迫接受新知的震撼，二是感觉到儒家学说欠缺实效的弊病，转而追求偏向实用的知识，三是可以在诸子学说中通过与新知似是而非的对应资源，找到理解的线索和心理的平衡。（卷二，页446-448）。诸子与作为主流的儒家之间形成相互补充而非相互对立的关系。诸子学的真正复兴是到甲午战争（1894）前后。佛学骤然复兴。晚清佛学的短暂复兴，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佛教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佛学。它对于中国思想世界的意义，并不如他们自己试图把佛教意识形态化的主观意愿，倒是发掘佛学思想资源以理解西学的那些启示。（卷二，页465）
1895甲午战争，马关条约。激进情绪突然成了普遍的心情，思想史不能不注意心情的转化。（卷二，页469）中国开始按照西方的样式追求富强，走上了向西转的不归路，由此激荡出现代中国的种种思想。（卷二后记，页526）
2020-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