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秩序由两股浪潮相互冲击而成：一方面，全球化一路狂奔，资本、人力、资源被信息通信技术捆到一处，世界越来越平，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越来越密，地球大有一统趋势；但另一方面，民族与国家、宗教与文化，局部冲突依然频发，随着英国脱欧、美国退回孤立，逆全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截然相反的事实为截然相反的观点提供了充足养料，其中最著名、影响也最深刻的一场论战来自一对师徒。
率先抛出观点的是徒弟弗朗西斯.福山。福山说，“历史终结了”，终结者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而福山的师父亨廷顿争锋相对，提出“文明冲突论”——西方文明不但不能终结历史，它还正处在衰落的过程之中。
福山说历史终结了，并不是说历史发展到今天就不再往前，而是说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历史发展的终点是确定的，那就是殊途同归地迈向自由民主制度。如果把世界上的每个国家比喻成一个游戏内的角色，那么有些角色已经“通关”，有些角色还在艰难打怪升级的路上，但无论是谁，最终的boss和通关路线是确定的。
福山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于“为承认而斗争”。结合马斯洛的需求阶梯理论更好理解：“获得承认”是最重要的“自我实现”，而在西方民主制度下，每个人都有权利与机会让自己的声音被他人听到，一旦这一步实现了，则个人层面的追求将完成并结束。另一个原因则相对复杂。福山说，每一个国家，无论文化与其他国家有多大的差异，只要想实现现代后就必须发展科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带来生产力提高后必须采用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对资源的配置最合理），而为了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选择自由民主制（简单说，市场经济中的生意人，最在意买卖与买卖者之间的公平；但这一步，是亨廷顿唯一不同意的）。至此，福山的推理完成。
在福山看来，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本身文化的差别固然天差地别，但因为起点都是谋求发展（人人都追求幸福），所以终点就是确定的。虽然目前还有很多国家的人民正在遭受不自由、非民主的压抑与痛苦，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强大历史惯性必将摧枯拉朽。自由主义民主会像终点港口的灯塔那样，照耀他们的努力、引导他们的前行。
不过，福山的师父亨廷顿对福山的论证完全不认同。亨廷顿的核心反驳点是，制度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受制于文明。比如，按照福山的逻辑，中东阿拉伯国家最终也会发展出类似欧美的自由民主制度。但亨廷顿认为，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主张，其力凶猛，会反过来塑造出他们独特的制度结构。亨廷顿将全世界的文化按照“文明圈”概念分成八类，他们分别是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每一种文明都拥有独特的宗教、语言、习俗，各自文明又有其代表国家（比如美国是今天西方文明的代表，中国是中华文明的代表），他们也都将发展出各自绝不相似的政治外貌。
亨廷顿画完这张图之后，又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警告：不同文明之间存在“断层线”，因此文明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除了尊重各个文明圈，在圈内维持和平秩序之外，不同文明之间想要最大程度地缓解冲突，就必须展开平等对话。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对应了中国另一句古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也从某种层面解释了，为什么在一个不断变平的世界上同时存在这么多的矛盾与冲突。
那么福山和亨廷顿的论断谁是谁非呢？对此，答案总在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历史不断的反转而摇摆。也许，它不仅取决于我们观察它的角度，更取决于我们分析它时的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