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活着》看似讲述了一个关于长寿的悲剧，其实作者余华是想通过福贵一生颠沛流离的命运，突出“命运”与“个体”之间矛盾与共存的关系。促使主人公福贵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坚韧、嚎叫、进击，而仅仅来自于忍受。忍受现实给予个人的幸福、苦难、无聊、平庸。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虽然福贵的一生跨越了国共内战、土改、文革等动荡时期，但作者的笔触却始终流畅平实，着眼于“人”的行为和心理描写，而相对弱化了社会变迁和政权更迭的外部环境可能带来的戏剧性。
电影《活着》则将重心从“人”移位于“时代”，环境大于人。首先，从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字幕卡提示中，可以看出导演张艺谋对于政治背景的特别强调。炼钢炉、毛主席语录和画像、大锅饭食堂、大字报、红卫兵袖章等道具的精细刻画，无一不透出特殊的政治环境对个体的精神压迫。
其次，剧中几个主要人物的死亡都经过了改编，比如原著中的凤霞死于难产，二喜死于施工事故，而馒头被活活撑死。他们的死亡来自于命运的无常。但在电影中，个体的死亡都与政治事件有着直接关系，比如凤霞难产而死的意外被嵌套进文革的环境中，并通过加入王教授这一角色，侧面讲述了知识分子这一阶层在文革时期所受到的迫害。
同时，原著中人物对命运的态度，从“忍受”转变为“坚忍”，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动，使电影的整体气质在灰暗中透出昂扬，比如原著中死去的家珍、二喜、馒头三人，在电影中都得以幸存，再比如电影结尾那一群鹅黄色的小鸡，代表了未来的生机与希望。
从叙述方式上说，原著中作者的口吻始终是平铺直叙的，甚至带有一点旁观者的置身事外。作者余华对于人物的情感描写显得节制而高级，甚至带有一点残忍。在凤霞死后，叙述的节奏猛然加快，家珍、二喜、馒头等角色像是纷纷赶赴死亡一样，毫无迟疑，宿命般的主题在加快的时间线中得以凸显。如果没有记错，余华在书中唯一一次袒露的柔情，来自于有庆死后。
“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读到这句话时，我脑海中立刻出现月光洒向地面的空镜头。但这句话妙在作者将月光比作盐，盐的咸涩让人联想到眼泪，又进一步联想到人一生中所要经受的艰难与苦涩，读来令人心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