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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虎门战败了。英军开始猖獗于广州内河。琦善罢免了。新的主帅正从江西和北京赶来。战争将在广州一带展开。

道光帝将琦善对军情的如实陈词，统统当作“妄称”的虚情，“要挟”道光帝的“危言”，并予以道德的斥责。这实际上也下了一道钳口令，封住了杨芳和奕山的嘴巴：不仅不许败，而且不许言败。这就把杨芳和奕山推上绝路，他们面前只有一条出路——捏谎。广州到北京的河川山岭，成为谎话的天然屏障。整个广州战局，完全成为一个骗局

已于 2 月 28 日与怡良共同出示，表明“自当亲统兵前往，实力扫除”的琦善，此时竟不顾圣怒，作出一个惊人的举动， 3 月 3 日，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前往英舰，面见义律，要求停战，理由十分奇妙：琦爵即将罢黜。 这好像是一位输光了的赌徒，告诉讨债的打手，“别打啦，我已经没钱了”一样。

杨芳，贵州松桃人。 15 岁从军，至此已经戎马 55 载，身经百战。以参加平定川楚白莲教而官列总兵、署固原提督。以平定河南天理教而获云骑尉世职。因统部不严，曾多次罢免。但谁都知道他是个打仗的好手，一遇战端，即请他出山，果然战功卓著。他一生最显赫的业绩，在道光初年平定张格尔之役，是时他以参赞大臣的身份，率兵穷追，擒获张格尔，槛送北京。道光帝亲自受俘，给了杨芳一大堆奖励：封三等果勇侯；授御前侍卫；加太子太保；绘像紫光阁；赏用紫韁、双眼花翎、在紫禁城骑马；赐其子为举人。至于衣料袍褂扳指珊瑚等等赏赐，就难以罗列了。

与琦善相比，杨芳的优势是明显的：且不论他几上几下，征战遍及大半个中国，就同为侯爵，也不像琦善靠的是祖宗，而是硬碰硬凭着手中的刀矛弓箭打出来的。然而，杨芳的战马从未涉足广东。他同所有的“天朝”大吏一样，遇到了陌生的敌人。

据杨芳的奏折，他到任后立即部署兵勇防守省城，并往省城之东的东盛寺和省城西南的凤凰岗各派兵 1000 名驻守。他还在省河上构筑塞河木排，排上安放木桶（不知是否即为民间传说的马桶），内储毒药桐油，准备火攻。 英方的记载称清方大作战备，也证实了杨芳的说法。除此之外，广东当局还于 3 月 10 日发给美国商船准许入港贸易的红牌，以离间英、美，坐收“以夷制夷”之效。而义律闻讯，于当日宣布封锁广州，既然不让英国人做生意，那么谁也做不成！

大黄滘炮台守军将领在临战前一天，竟派人与英军商议：你也不要放炮，我也不要放炮，谁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没有炮弹的炮，给皇帝留面子，然后走掉。 对于这样的军人，我们能作何评论呢？

武装轮船复仇神号拖带两只小船，驶入澳门西侧的西江水道。在 3 天的航行中，这支小小的船队，沿途竟打垮了 6 座炮台，击毁了清军 9 艘战船，毁坏了清军 100 多门大炮，并拆除了多道拦江障碍。于 15 日，顺利到达虎门之后的莲花山。 按照英军军官的记录，整个行动尤如假日郊外野餐

从 3 月 5 日至 3 月 18 日，战功赫赫的果勇侯杨芳，在这两周中终于弄清了一个事实，他手中并无制服这些“夷”人的招术。他已经从来粤途中的满腹韬略的迷梦中清醒过来了

自 1839 年 3 月林则徐封锁商馆起算，中英贸易整整停顿了两年。对伦敦、孟买和广东的英国商人来说，这两年中仅茶叶、丝绸贸易的损失就极为惨重，更兼英国政府财政部每年高达百万英镑的茶叶税。作为对华商务总监督的义律，不是不明白此中的利害。而虎门口外始终徘徊未去的数十艘英国商船， 又似乎时时刻刻在敲打他的神经，赶紧通商，赶紧通商！正因为如此，自与琦善的广东谈判一开始，义律便谋求早日恢复贸易，以能让伦敦的绅士们继续保持午茶的优雅风尚。

军事上的胜利若不能带来经济上的利益，那么，再显赫的武功也就丧失其意义。盎格鲁—撒克逊人此行非为“宣威海徼”。他们把商业利润看得高于其他。

根据当时的情报判断，不论是杨芳、怡良、林则徐，还是清王朝中的其他人，此时若要保全广州，唯有同意恢复通商，别无选择。这与他本人内心是否主战或主和都没有关系。

1841 年 3 月 6 日，杨芳到达广州的第二天，上奏道光帝，隐匿了琶洲、猎德、二沙尾等东路炮台的失陷，仅虚笔略提英军“前哨探至省城相距十余里游奕”，然后笔锋一转，大谈自己如何布防，宣称“可以仰慰圣廑”。道光帝于 3 月 21 日收到此折（正是广州恢复贸易的第二天），吃下了这枚空心汤团，上谕中称“览奏稍纾忧念”。

比起前任林则徐、琦善，杨芳的处分真是轻得不能再轻了。况且杨芳一生立的功大，闯的祸也大，褫花翎、摘顶戴已是多次，最重为革职遣戍，对他说来，“革职留任”不过是湿衣裳的毛毛雨。但是，杨芳未受重罚，并非是道光帝待人不公，而是他在奏折中施展了一整套粉饰夸大加躲闪腾挪的功夫。他始终没有让道光帝知道广州内河战败的真情，始终没有让道光帝知道英国已恢复通商。威风凛凛战功赫赫的果勇侯杨芳，在与英军的作战中，未露丝毫的“果勇”精神，而在对道光帝的捏谎上，却大显惊人的“果勇”气派。但是，若将杨芳的谎言与后来的奕山相比，又只是小巫见大怪了。

我有幸看到这个美妙的场面。将军被抬着，他的陪同人员有的乘马车，有的骑马。不算各种官员，他的随从侍者就有 50 人。就拿与我们教士团联系的官员来说，他与将军一起出发，也带了约 10 人。有的人拿弓，有的拿箭，有的拿床垫、枕头，等等。我国如有人接到命令要出发，骑上马就走，而这里不是这样，你等着听童话吧，事情得慢慢做。譬如说，将军打算到前线去 20 天，而抬他就得抬 30 天，这还是因为按照最高命令，一昼夜必须走两站路程。

广东的前敌班子由奕山（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隆文（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杨芳（湖南提督）、齐慎（四川提督）、祁（原刑部尚书、两广总督）五人组成，这在清朝历史上也是一个罕见的强大阵容。

当时的广州城，依江背山而筑。城北的一段城墙蜿蜒于越秀山上。步入今天的越秀公园，能依稀辨出昔日城墙的遗迹，著名的五层楼（镇海楼）便是紧靠着城墙。四方炮台位于越秀山的制高点，英军攻占此地，已逼近广州城墙，可俯视广州城内。可以说，英军已经将整个广州城置于其野战炮兵的炮火之下了。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向道光帝交账。与杨芳相比，奕山的违旨又不知严重多少倍。杨芳仅同意通商，奕山竟交出高达 600 万元“使费”，实为赎城费。堂堂“天朝”之“靖逆将军”，如此“靖逆”，圣怒下来将压为齑粉！奕山对此的方法，与杨芳同，捏谎；但其胆量和水准超过杨芳。

如此丰富的想象力，真正愧煞戏剧家、小说家。且不论“以手指天指心”、“兵仗投地”等动作描写，可直接搬上舞台，仅是捏称英军从西侧抄袭城北越秀山，只是因为省河一带“两边炮火轰击，不能传话”，也足以堪称想象之绝唱。在这里，奕山完全颠倒了历史舞台上的正反角色，将自己扮演的乞和一角，转套于英方身上。而借段永福之口说出的一段自我表白的话，大将军“奉命而来，惟知有战”，一何壮哉！

奕山与他的前任相比，无疑要幸运得多，林则徐是大体诚实的，此时被罪而遣戍伊犁（后改河工效力）；琦善也是大体诚实的，此时被罪在京城受审（后判斩监候）。广州的三位钦派大员，以当时的是非标准来看，奕山的罪孽最重，但却获得交部优叙、白玉翎管等赏赉。不仅仅如此，就是此次广州之败，奕山还保举了“出力”文武员弁兵勇共计 554 人优叙、升官、补缺、换顶戴！ 战败后的广州，并没有像通常那样死气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气洋洋地互贺升迁。这些得利的 554 名有关人员（几乎囊括当时在广州的全部官员），又如何能不结成死党，竭力维护奕山的谎言呢？

1841 年 7 月 20 日，由印度返回不久，继懿律而荣任全权代表的海军司令伯麦，在澳门与义律一同登上了路易莎号，准备前往香港与英军会合，途遇台风，路易莎号沉没，义律、伯麦等 20 人爬上一个小岛。岛上的居民夺走了他们的衣物，义律提出付款 1000 元请他们用小船送之回澳门。双方的讨价还价持续了很久，从 1000 元升至 3400 元。 7 月 23 日，义律等人终于返回澳门。 看来这些村民并不知道“番鬼”们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价。

这些村民若将落水“夷酋”等共 20 名送至广州，赏金总额将超过 17.3 万元，可他们只拿到了一点零头。若是村民真的将义律等人执送广州，真难想象奕山又敢吹多大的牛呢？

我们似可以认定：一、三元里等处民众于 5 月 30 日首先集结，准备一战；二、三元里等处民众且战且退，诱敌深入，有既定的战术；三、英军在与民众的交战中遭受了损失；四、 5 月 31 日获胜的民众包围四方炮台；五、由于余保纯的劝解，民众方退。从此五点中，我们可以大体辨明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的基本史实。

三元里抗英之战中确有英军军官之死亡，其为英陆军少校、军需副监 Beecher 。据郭富的报告，他因中暑兼疲劳过度而倒在郭富的身边死去。 Beecher 一般译为比彻，齐思和先生译为毕秋，与霞毕毫无关系。

5 月 30 日的三元里抗英之战所以获此战绩，主要原因在于天时地利。那天的大雨，打湿了英军的燧发枪和火药，使之不能发射，这就使民众在兵器上提升至与英军同等的水准，皆为冷兵器。又由于英军不谙地理，纵深追击，结果一个连迷路而被民众团团包围。

世界各国民众反对侵略的历史已经表明，他们最为有利有效的战法是游击战，即凭借地理环境的熟悉，抗敌斗志的高昂，设计消灭单独活动的敌军小部队，切忌使用正规的阵地战。

在鸦片战争以及后来的诸次列强侵华战争中，绝大多数民众的基本态度，是置身事外。中国近代具有真正意义的民族战争、卫国战争，实始于本世纪 30 年代发生的抗日战争。近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此时已经熟透，并经过近代化的传播媒体和教育手段而深入人心，中国人民由此创造了史无前例宏伟壮观的历史。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当时仍有数以万计大大小小的汉奸和数以亿计背景各异的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