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从一个沙龙现场走出来，广州第N次入冬失败的秋雨还裹挟着一丝刚刚昨天残留下来的夏日暑闷，难以察觉但确在空气里若隐若现。
沙龙后半段是自由交流，除了个别具体业务的交流之外，还谈到我们这一行的“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我入行十年，听了这个口号十年，眼看着从国家到学校到眼前的沙龙都郑重其事的在谈这件事，有种漂泊多年终于找到组织的感觉，一时激动脱口请教我的疑惑：“现在从国家到高校都在提倡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所以想了解一下，对于把工作室的辅导员往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方向发展的这条路上，有什么计划没有？例如在这一方面的能力提升、平台归属等方面有没有什么机会之类？”有一位同行友善的回应，带一点点劝诫的味道，大意约是：辅导员这一行从最初设立是服务于国家政治需要的，所以叫“思想政治辅导员”，本来应往行政晋升的方向走，但这几年这条路也不是很通；说专业化专家化呢，又没有这一方面的学科背景；所以我的理解是我们也不要去想这么高大上的东西......不要太在意这些外界的东西，把手上的工作做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后来结论大体有“其实国家、学校、我们也困惑迷茫，不知道要走向哪里”。
请允许我直白的说，当时我内心os：“E~xcuse me~~~换句话说，就是号召我们在走的这条路，其实没有人知道是朝向哪里的~~”随即想起多年前那部《集结号》后观影者的戏谑，呵呵哒~
到底是谁的“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
是这个时代的。高校辅导员身份存在于师生关系、社会需求之中，当前的时代变化尤其是大学生群体的自主性、多变性、差异性越来越强，使高校辅导员传统的身份状况遭遇挑战。首先是管理者身份的话语失势：我国辅导员身份尽管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但其目标都是‘任务本位’的。在这种目标观的影响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内容是和国家、政党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内容和政治内容” 。但现代社会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工具理性大行其道，消解人文关怀成为价值衡量的标准，带来社会价值标准相对失范和道德规范相对失序的困境，个人的判断标准和价值尺度变得模糊，“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主体构成越来越多元化、社会化，目标实现的政治动力对客体的吸引越来越淡” ，学生的主体性不断彰显，具备较强的批判意识，不再满足于被期待、被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甚至对“你应当如何”的话语体系产生怀疑和抗拒，试图消弭思想政治教育所形成的“合格/不合格”的思想道德评价。在思想政治工作任务宣传和执行的过程中，不再是只有一种顺应的声音，而是有来自不同特点学生的多样化反应，高校辅导员越来越难以兼顾任务要求的统一化和学生情况的多元化，往往只能以“政策如此”、“学校规定”、等模糊语句来回避学生日益增强的个体自主性，以“不归我管”、“我也没有办法”来回应学生多元化的需求，呈现出高校辅导员在工作中的自我遮蔽和自我困惑，这既是高校辅导员职权弱化的体现，也彰显了高校辅导员作为管理者身份话语的日益失势。其次是服务者身份的力不从心：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带来人类生存方式的巨大变革，隐藏无限可能的网络空间为人们建构出一个全新的虚拟世界。虚拟世界的超现实性割裂了时空的自然界限，为人们互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延伸了辅导员的工作时间，辅导员随时随地都可以在网络上接收学校通知和任务，回答学生的咨询和求助。高校辅导员处在被时间异化的境地，被各种工作的时间表追赶前进，容易产生疲惫感和无力感。高校辅导员的工作内容日渐增加，除原来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外，大量的事务性工作还需要和学校各个部门沟通合作。例如宿舍文化、奖助补贷、生涯辅导和就业指导、创新创业、心理咨询、跨校交换等事务纷繁复杂，辅导员在其中承担的服务者身份实际上是一个多种角色集合体，各种业务知识能力的广度和专业化深度的要求已经使辅导员应接不暇，来自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性格类型、不同成长需求的学生群体对个性化服务的要求日渐迫切，加之高校各部门之间协同育人机制尚未健全成熟，大大增加了辅导员服务者身份的难度。第三是专任教师身份的实际淡化：现代性所带来的多元文化为精神生活的刺激需求、娱乐需求带来多重体验感，同时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促使精英文化弱化、大众文化兴起，也助推知识文化发展的平面化、浅薄化、快餐化，使得最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和理性思考推迟出场，甚至被忽略。高校辅导员在承担大量日常管理工作的同时，无法有充足时间钻研学术和精心备课，大部分辅导员只能给学生讲授几次就业指导等专题式课程，这种分散式的时间和思考模式以及为了迎合学生娱乐化、快餐化的流动课堂，使高校辅导员易于陷入现代性所带来的对理性思考的消解中。在现实的身份评价体系中，尽管多份文件明确了高校辅导员的专任教师身份，但很少有高校对辅导员专任教师身份的评价能考虑到他们工作的具体情况，单独拟定评价标准，而仍是以专业课教师的要求进行衡量，辅导员并没有主体言说的空间。在职称评聘时，虽然《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中要求各高校要“结合各校实际，制定辅导员评聘教师职务的具体条件，突出其从事学生工作的特点”，但由于辅导员现实工作量化的难度，很多高校都未能实现这一点。于是造成辅导员在职称评聘上与专门从事专业教学的老师相比，在课时量和科研成果上都很难达到相当水平。
好吧，我说人话~总之就是：辅导员走行政晋升的路子不再，走职称的路子难通，这都还是发展的问题，关键是天天面对的学生群体需求不一样了，时代环境不一样了，走“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甚至是关系到这一行如何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连“职业化”都未实现的前提下）。
因此，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教社政[2005]2号)提出：鼓励和支持一批骨干攻读相关学位和业务进修，长期从事辅导员工作，向职业化、专家化方向发展。教育部《2006—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培训计划》的提法是：“向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一时间有关高校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的理论研究纷纷涌现，在实践方面，自2005年以来，教育部在全国设立了21所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组织选派高校辅导员骨干赴海外高校研修培训；成立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辅导员工作研究分会，创办了全国高校辅导员工作指导性刊物《高校辅导员》；启动了高校辅导员在职攻读思想政治专业博士学位计划；举办“辅导员年度人物”评选和“辅导员职业能力竞赛”活动等，也培养了一批辅导员骨干队伍，但是这些数量和规模远远不能覆盖到大多数的辅导员。“享有较高声望的抽象性知识也意味着更有效的职业工作。因此，职业工作中所包含的抽象性专业知识越多，其诊断、推理与治疗过程中所面对的非职业性因素越少，这类工作的职业纯洁性就越高，其职业地位也就越高。”（刘思达：《职业自主性与国家干预》）对于大多数辅导员来说，专业化、职业化、专家化仍然雾里看花，不可能靠个人努力就能克服，需要组织搭建平台、整合资源、谋划蓝图。
当然很多难处。例如学校现在唯一一间生涯发展和就业辅导的“一对一”咨询室是靠高风亮节的领导把自己的办公室让出来的。
所以，我想，“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是时代催生的，是教育部提出的，是学校具体推动的，但归根结底还是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如果我们作为辅导员本身，都不去想这个问题、只是做好眼前的工作的话，就是放弃了这支队伍“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依赖于政策安排，重蹈主体旁落的覆辙。更何况，尼采说人最大的危险则在于“过早停息，如同我们所见，动物以及大多数生物物种很早就到达了终点”，人在自己的生命中不断地追求自我实现历来被看作是人的本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亚里士多德说“思辨是最大的幸福”，我体会是因为在思辨中感受到了我作为主体的存在。想这个“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的问题，丝毫不影响心态，更是乐在其中。
或者我们可以先来一个“三化”，哦，不对，今天沙龙上说了，现在砍掉了专家化，只剩下“两化”了，来一个“两化”的NGO，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了。
一层秋雨一层凉，雨后空气冷冽清晰，先组织个火锅，围炉话谈呗。
p.s写完发觉正儿八经的农历生日刚过去了，献给我自己及亦是同行祝我生日快乐的蜜友^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