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夏，我大学生涯的最后一个暑假，我带着不安和焦虑出来广州找工作，当时揣着所剩无几的生活费，拖着我那个24寸大的白色行李箱，里面强塞进一台电脑主机、两套换洗的衣服和一本垫着电脑以防止弄脏箱子内里的《读者》杂志。因为那会儿心里也没有抱着能长久呆在这里的期望，说不好几天或者几个礼拜就灰溜溜的回到我出发的城市，直到毕业前都不会再谈论那些雄心和大话，所以一切的准备都只是为来回图个方便。
广州天河区的棠东村是这里最出名的城中村之一。歪曲的小巷，拥挤的小店，由于这边基础设施简陋，租金低廉，所以这里是大多打工或者准备打工的年轻人首选的栖息地。
我有个10年交情的同学，我们熟悉的人都叫他阿J。那时他在棠东村租了一间40平的小单间，我来广州之后就直接下榻到他的住所，两个大男人睡在一张床。阿J睡觉有一个坏毛病，总是爱卷被子，那时的六七月虽说是夏天，但还没有八九月份热得那么彻底，这时候的深夜气温会比白天低不少，每当夜间被冷醒，总想着在他身上扯下一方寸的被子盖在肚脐上，但经过几天的反复实践失败之后，我挑了个周末回学校带了一张被子……我俩分摊每月一千元的房租费用，阿J自己有一个电磁炉，离住所不远就有一个菜市场，我们偶尔会轮流掌勺，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关顾路边的快餐店。
后来正式上班，我就变得更加不安。
那时每天费好大的劲儿才从床上坐起来，用手揉了揉眼皮，推开被子，移动屁股坐在咿呀作响的椅子上沉吟片刻，这才意识到自己还活着。
一天里，最清醒的时间就是在盥洗室，因为牙膏里的薄荷味凉丝丝的十分爽儿。
生活在这里才发现，早高峰的地铁站真的是一座最沉闷的剧院，永远播放着年轻白领被一颗执着的信念系着飘在空气中浮飞，从城市的这一头穿到那一头，最终散落在各个区域。直到晚高峰，他们又成群结队的穿过天桥，人行横道，步履匆匆，用青春驱赶着梦想的年轮。
每次描述自己在这里的住处的时候特别难为情，说是家吧，它没有大众认知中家的人物结构跟氛围；说是宿舍吧，又显得特别寒碜。后来发现大家都有一样的苦恼，所以彼此的交流慢慢的形成了统一的默契，当对方问你住哪里的时候，你只需要告诉他一个方向就行了，对方不会追问你具体的位置，因为这能让彼此在这场交谈的巡航中避免发生坠毁。
互联网行业，加班是常态，每次下班回去的路上，闯进路边的灯光下，看着影子拥抱着沥青路面寻求慰藉，总会觉得自己好孤独。
当然，和我一样孤独的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夜晚下班，他们在公交站旁等夜班车，每个人都低着头在玩手机，屏幕散发出的光照亮了他们一脸的倦意。偶尔，我们的眼神会相互触碰，但这仅仅是一瞬间的事，不一会儿，各自又迅速将视线撤离，因为没人对另一个自己感兴趣。
在我们眼前是一片炫目的霓虹灯，但是夜晚的霓虹灯使夜更深……
很多次我回到住所的时候，阿J已经洗漱完坐在床边玩电脑了，我放下书包，平摊在床上，一个多小时都在盯着光管里面的活物发呆，忽然之间，感觉身下的床变成了一叶扁舟，飘在平阔的江面上，随着荡荡浩流迷失在四下无人的夜色中。
2017年2月14号，我离开了棠东村。
现在距离离开棠东村已经将近一年了，我变得不再矫情，因为我习惯了漂泊，即便我现在还是一个糊涂的人，但是已经不再惧怕累倒在陌生的地方，反而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可能也只有这样的城市才能带给我这么多兴奋感和学习的机会，也只有这样的城市才能向我展开那么多双欢迎的手，让我见识到形形色色的人，阅读到小城市无法读到的生活故事。
前几天，我姐一家三口出来广州找我玩，他们到达时间刚好是下午下班高峰时段，结果他们推着娃被人流包裹着上了车，耗尽元气才下的车。他们在酒店门口见到了我，顷刻将一肠子出来玩的悔意全部吐了出来。
上去他们的房间，我试探着问我姐夫：“如果现在叫你脱离现在的体制生活，走进广州这种体量的城市发展你愿意吗？”姐夫认真的回答了我：“没有具体条件，很难讲，但是就这里的氛围来说，我估计受不了。”接下来就是一个微笑。
从他的微笑里，我看得出他对这里并不感兴趣。
后来姐夫还开玩笑的说：“回家吧，在家生活你能胖些，不信看你姐。”
我假装笑了笑说：“我已经习惯了当浮萍。”
我确实想过这么一件事：有一天，我选择回我的阳江老家，过着按部就班地生活，满足家人对我的早婚期望，跟女朋友结婚，买房，生子，按时向家里缴纳每个月的工资，陪家人吃饭，看电视，每周带着孩子郊游一次，每月定期跟领导攀关系两次，每年跟朋友喝吐三次。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我也像一般的中年男人那样顶着个大肚子，用着老练的姿态跟年轻人说话，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撕逼吵架，直到有一天我乘上公交车，发现一群红领巾争着为我让开身边的座位，忽然发现自己生命的时钟开始走得愈来愈缓慢。最后，我在一条镏着夕阳余晖的大马路上迷失了方向，直到警察同志找到我，一步步地引导我回忆身边的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