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字如其人，我第一次因为一封信想要认识一个人，是在高中的时候。
那时候和一位朋友通信，有一次随信同来的另有个信封，打开是异常俊秀的字体，开场白很是直接：
看到xx与你通信很是羡慕，我也想试下和人通信的感觉。
如今想来，在那个还流行手写信的年代，有一手漂亮的好字，写出来的话似乎都更有自信一些。
身为一个字写得拿不出手的人，我一下子被那满纸潇洒蛊惑了，很快就复了信。
那时候通讯工具不算发达，初中的同学们，在进入高中后，时常会有信件来往。
每天负责拿信的同学回到教室，身上总会立刻聚集了众多满怀着期待的眼神。
业余集邮，也因为频繁地通信连带着成了许多人的小爱好。
有时候，信件也并不一定要写给不同校的人。
我与几位同校不同班的朋友也养成了时常通信的习惯。
不需要帖邮票，甚至不需要信封，薄薄的彩色信纸写满后折好，然后自己做自己的送信人，小心翼翼地，把满纸悄悄话送去给好朋友看。
那时候似乎总有说不完的事情，与暗恋对象的一点小接触，最近阅读的书，家中的琐碎烦恼，未来的规划理想，都可以成为信的主题。
信纸一本一本用的比作业本要快得多，待到毕业，来信不知不觉攒了厚厚一叠。
后来上了大学，电脑、手机迅速普及，手写信也很快退出了社交的舞台。
在qq和人人网成为最时髦的交流工具时，我有一位朋友坚持只用电子邮箱。
如今那些社交工具里繁杂的记录早已无从翻阅，我却在邮箱末页里，找到与他往来的那些邮件。
电子邮件来往快捷，不需担心纸张有没有写满，邮票会不会浪费，所以时常会有短到一段话甚至一句话的邮件。
当然也会有一些比较长的信件，最有意思的，莫过于一封题为“工作现状分析-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说开去”的信件。
这封信自然并非真的是在谈论费尔巴哈或者马克思，只是用了类似的框架，将自己目前面临事件的利弊，条理性地做成了颇为幽默的论文格式。
我想，如今与朋友使用各种聊天工具聊天，大概不会有人想到用这种的方式，一边逗趣，一边逻辑清晰地写出一个PDF文件来。
前段时间去博物馆，有一个名为“遗我双鲤鱼”的展览，展出的都是明代一些书画家的私人信件。
摆在玻璃柜中那一封封纸页泛黄的信件中，任何一张都可以被奉为珍贵的书法作品，内容却很是亲切，不过是些生活琐碎，往来礼节，日常邀约等等。
透过那些字迹，我仿佛看到某个秋日午后，主人家在凉亭里备好茶点，等待友人登门；或者在某个书房中，一人正提笔酝酿一封感谢友人好礼相赠的文字。
如今我们的沟通联系方式更加迅捷，却似乎更少能有机会与朋友日常闲谈一番。
一句简简单单地“在么？”或者“最近怎么样”，反倒让人不知从何回应。
于是，通讯录里长长的名单，多数只能成为节日里群发短信的存在。
有一日我偶然开始怀念拥有笔友的时代，好奇在网站上寻找相应的群组，点进去，却是扑面而来的“约么”的气息。
综艺节目《见字如面》第二季近日开播，依旧吸引了不少关注。
回忆起第一季里让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张国立和王耀庆阅读曹禺与黄永玉往来信件的场景。
身为后辈和朋友，黄永玉敬佩曹禺的才华，也不满他后来的“堕落”，于是写了一封直接又满溢着感情的信，试图叫醒朋友沉睡的灵性，劝他有一点草莽精神。
曹禺的回信同样动人，声称自己“好像一个一无所有的穷人突然从神女手里得到了不可数量的珍宝。”
那一段，我来回听了数次，心中感慨万千。
在这个全民自媒体的时代，每个人有了想法，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表达出来，甚至写成文字。
我们的输出变得异常便捷，但却常常无法得到相应的回应，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人群中的“孤岛”。
蒋方舟在《圆桌派》里有次曾经调侃，和人聊天拉近关系的秘诀是，认真地跟对方说一句：“我觉得你最孤独。”
听起来像玩笑，可正是因为，人总是时常自觉孤独，这句话才会颇具魔力，它会让人一瞬间有了终于可以倾诉一切的错觉。
世界发展再快，能够得两三知己，保持交流，仍旧是幸事。
如果有机会，我依旧愿意与友人通信。
这并非是排斥聊天工具，你来我往的聊天，是碎片化的思绪碰撞，而信件，却常常是脑海中最完整的思考结果。
仔细想一下：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也有多久，没有过一次完整独立的思考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