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号可以看作是帝王政治理念和统治心态的广告。广而告之，咸使知之。既是治国的手段，也是平天下的目的。
中国帝王年号的使用，自汉武帝刘彻始。这位雄才大略又好大喜功的君王，总会做出一些惊世之举。至于汉武帝为什么会突发奇想用年号纪年，是难以得知了！这也算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之举！
汉武帝刘彻一生启用了十一个年号。前六个年号，六年一改；后四个年号，四年一改。改年期数，可谓颇有规律。这既说明了这皇帝在位久长，也说明了统治和心态总体稳定。如果政治乖张，心态焦躁，年号大概也会更变频繁或无序的。六年一改元，应是应所谓的“六六之数”。后面四年一改元，既有可能六六之数已运尽，也有可能嫌六年一改元时间太长，故缩短为四年。汉武帝御宇五十四年，承文景之治，外攘夷狄之功，内杂王霸之法，可谓集天下威权于一身，应而改元既稳定又随心。
汉武帝的年号寓意，也多少能解读出他本人的当时的政治理念和心态。汉武帝所用的十一个年号中，七个带“元”字。分别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后元”可见偏爱“元”的寓意。汉武帝一生好祥瑞，特别迷信天命，这在年号中也能显现出来。年号中“狩”，“鼎”，“封”字分别是猎获“瑞兽”，得到宝鼎，以及封禅等。一边外攘夷狄，一边内兴祥瑞，穷奢极欲，劳民伤财，海内户口能不减半吗？至于汉武帝晚年，出现了“征和”“后元”等年号，也暗合了他折腾几十年之后，已经有了休养生息，求和安民的想法。对外用兵，旷日持久，劳天下之民，伤天下之财。“巫蛊之祸”对统治高层株连甚广，自己也家破人亡。晚年，汉武帝轮台罪己，停止大规模征发戍边屯垦。年号“征和”示意求天下之和。“后元”大概也是告知天下人，要恢复即位初期的清平的社会形态。当然“后元”也有一种自感时日不多，人生余音的意味。果不其然，这年号只用了两年，汉武帝就一命归天了。留给后人“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的无限时空喟叹！
至于汉昭帝刘弗陵的年号，则是一副“父慈子孝”的气象。汉昭帝的年号都带有“元”字，且也是六年一改元。汉昭帝是汉武帝晚年“巫蛊之祸”的政治幸运儿。年幼的刘弗陵非嫡、非长、非贤，但却被汉武帝指定为继位者，且以霍光等顾命大臣佐之。大将军霍光鉴汉武帝中晚年劳师动众，屡兴大狱，致海内沸腾的过失，改弦修养生息，以安天下。所以汉昭帝的年号寓意，处处都是在向天下表明，恢复乃父汉武帝初期清平无事的政治气象。
汉宣帝刘询是“巫蛊之祸”的幸存儿。其祖父刘据是汉武帝时期的太子，也就是“巫蛊之祸”的主要受害者。刘据因奸人陷害，负屈起兵，最后兵败自杀。婴儿刘询因此也成为了钦犯之后。但刘询也算幸运的，最终在权臣霍光等拥立下，成为了大汉帝国的新君。汉宣帝的年号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年号四年一改。汉宣帝可能是觉得六年一改元时间太长，也有可能是显示他与汉武帝、汉昭帝的体制有所区别。二是汉宣帝后期似乎特别嗜好祥瑞或天命。他晚年的年号“神爵”、“五凤”、“甘露”、“黄龙”皆有此味，反类祖父汉武帝心态啦！
即使如此，汉宣帝也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中兴之主。他的个人故事在民间很是传奇。汉宣帝在位时，对内铲除权臣势力，稳定社会；对外经营西域，降服匈奴，把大汉声威扬名万里之外。以至“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那样的汉家风骨强音，尚荡气回肠于后世。
汉元帝刘奭的年号有一个特点，就是五年一改元。他既不仿其祖汉武帝的六年一改元，也不学其父汉宣帝四年一改元，而是别树五年一改元。汉元帝可能是觉得六年一改太长，而四年一改又显短。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父子关系不睦的写照。史载，作为太子时的刘奭偏好儒学。汉宣帝非常不满太子的做派，曾扬言道：“我汉家家法是王霸杂用，将来乱祖宗之法者必是太子”。父子间嫌隙可见一斑。因而汉元帝即位不肖其父，也是情理之中。历史也正如汉宣帝所预感，儿子汉元帝重儒废法，也加剧了汉帝国的盛衰转折。自汉元帝起，西汉就是一副衰乱之像，各种社会乱象，怪像频发。
元成哀平，是西汉的衰乱之世。当时土地兼并异常，外戚干政盛行。皇帝昏庸，吏治腐败。天灾人祸不断，流民泛滥，谣言四起。面对这种乱象频发的统治危机，当时的士大夫内部流行着一种“再受命”的天命循环论，也就是刘姓皇帝再次接受所谓的“天命”来解决沧海横流般的社会危机。这种荒唐之举，自然是无益于事。所以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的年号里充斥了“平”，“和”，“始”等字眼。相当于越缺什么，越许愿什么一样。汉成帝起码还能四年一改元。到了汉哀帝的年号就彻底混乱了，一两年就改元，或用四字年号，甚至自己曾用过的年号，又重复用，真是“病急乱投医”的写照。哀帝，平帝等都已是外戚王氏的傀儡，改朝换代的戏码正在悄然上演，帝国也正处于日薄西山，朝不虑夕的之际。
有的帝王把年号当作宣政天下的政治广告，有的帝王把年号当作哀告上天的许愿池。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