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与审判程序不同，执行程序虽然起始于胜诉人的申请，但作为对法律维护和生效裁判的强制执行，主要是执行法院与被执行人之间的关系，执行行为也是法院行为而非申请人的行为。申请人申请执行后，如何执行分明是法院的事情。为配合案件执行，尽管申请人可以提供财产线索，但对财产线索的查实是无可置疑的法院责任。因此，在执行过程中遇到案外人提出异议，应当像先前那样由法院直接进行审查，并对异议是否成立和应否执行作出裁定，而非遇到执行异议必须产生新的诉讼，让异议人与申请执行人打官司解决。
这样的诉讼设计之所以欠缺妥当性，首先在于暗中于变换了争议主体。即由异议人与执行法院的争议，转变为异议人与申请人的争议，并让申请人替代被执行人作被告，硬将其拉入不应有的诉讼漩涡，反映了诉讼角色的错位、混乱。
其次，执行行为作为执法行为而非司法行为，本应是执行法院与被执行人或异议人之间的“双边”关系，非要把申请人拉进来构建一种三角关系，是背离执法性质的。而且，案外人对公安机关、其他执法机关执法活动有异议，都不设计出一个执法异议之诉来解决，唯独对法院执法构造出一个执行异议之诉来，也确实匪夷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