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导演的《天注定》在2013年完成时，就想去看看，可惜该片却无法在国内公映，最近终于在网上找到了资源，观景结束后，才明白该片在国内被禁是有原因的。
电影取材于现实事件，由四个独立的故事构成，反映的就是底层小人物绝望的抗争，最后毁灭的故事。当然导演是借由这四个故事阐述自己对目前社会问题的个人想法，而不是真实还原当时轰动一时社会事件更不是给当时事件的主角集体立传。
第一个故事取材于2001年山西榆次胡文海杀人案。
片中由姜武扮演的胡大海是一个嫉恶如仇为村民利益奔走呼号的刺头，在一次迎接煤老板的阵仗中，胡大海当众要求煤老板说清与村里的经济的问题，随即遭到了打击报复，他的头被煤老板的打手像打高尔夫一样用铁锹抡了好几下，“高尔夫”也成了一些村民戏谑他时的新名字。遭此大辱，要么做一个识实务的缩头乌龟，要么就来个鱼死网破，有点楞头青的胡大海自然选择了后者。
拿猎枪威逼村会计写材料时，反遭会计嘲讽，胡大海稍一犹豫便扣下扳机轰掉了会计的半张脸，由此踏上了杀戮之旅，他认为有经济问题的村长和煤老板做了他的枪下鬼，路上遇到看不顺眼的，有过节的人他也没有放过。
在这个故事中可以将人分成三类，胡大海为一类，敢于反抗，敢于正面斗争；村长、煤老板为一类，相互勾结，肆无忌惮的攫取利益；剩下的村民为一类，他们私下抱怨，却得过且过，对为大家伙出头的胡大海也是麻木漠然，甚至有人冷嘲热讽。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小说《药》——有人为你牺牲，而你只想喝他的血。村民们觉得虽然村官贪腐但日子还能过得下去，何必去鸡蛋碰石头，处在一个“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就应该珍惜当下的好时光，鲁迅先生的话总是那么一针见血。
第二个故事取材于2012年周克华跨省流窜杀人案
王宝强扮演的悍匪三儿，是个话少手毒的狠角色，但我觉得在这个故事中导演更想表达的是主人公背后所折射的的城乡及省际差异。片中三儿回老家给老娘过寿，间接展现了当地人的生活状态，留守都是老弱妇孺，青壮年都走出去了，男人出去打工，女人出去卖淫，回家过年也是在赌桌上消磨时光。
中国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人口流动性极大，同时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愈来愈严重，部份内陆省份甚至成为劳动力净输出地区，有人指出未来中国可能出现以环渤海湾、长三角、珠三角为中心的超级城市群，中国半数人口会居住在那里，到那时不仅仅是乡村空心化甚至是内陆空心化，故乡就真的成了一个历史名词。
再回到主人公三儿，过完年，三儿又要走了，妻子希望他留下来，他说留下来没意思，开枪的那一下才有意思。外出务工——赚钱回家，这是很多人的生活模式，但在三儿看来，这种生活太没意思了，似乎只有杀人时的那声枪响才会让他感觉到自己还活着。
人是有欲望的动物，特别是你知道有一个外面的世界的时候，贫困地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匮乏已不可能阻止他们出走，这不禁让我想到几年前的一个悲剧事件，贵州毕节的一家五个孩子在垃圾箱中生火取暖最后闷死在里面，他们原本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让他们宁愿待在城市的垃圾箱中也不愿回家？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双轨发展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第三个故事取材于2009年邓玉娇刺官案
这个故事很简单，骄奢淫逸的暴发户碰到了誓死不从的烈女子。片中恶霸用人民币连抽女主耳光的镜头，让人看了狠不得上去替女主给他一刀。这虽然是道德层面的事情但与经济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让一大批人，或是勤劳或是钻营，或是合法或是非法，进入了富裕阶层，而此前长时间的理想主义时代，富人，做为一个阶层已经被消灭。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横空出世的富人阶层却与之前的商业文明有了断层，富人更多的是以暴发户的姿态出现——挥舞着手中的票子，肆意的宣泄压抑许久的原始本能。经济指标可以因为一个政策出台而剧烈变化，商业文明却不能靠一纸文件一夕造就。
第四个故事取材于东莞红灯区及富士康跳楼事件
人的异化是这个故事的主题。夜总会中搔首弄姿的性工作者就像橱窗中商品供人欣赏、挑选，车间流水线上重复劳作的工人跟机械手臂也没什么区别。故事中的小辉为什么选择跳楼？幻灭的爱情、贫困的家庭，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打击加之一份单调枯燥的工作，死亡在那一刻就是解脱。
四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是以伤害他人或自己的极端方式进行反抗，但这种反抗终究是无望的。人类社会的基本架构就是金字塔，大多数人都是在塔基挣扎。
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这些西方思想观念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变种，春秋墨子的“兼相爱”，北宋张哉的“民胞物与”等哲学观点说明人类追求自由平等的理想是共通的，但近代以来，所谓文明的进步、自由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不过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本质上讲并没有什么改变，塔尖依然只有那么几个人，金字塔几千年来屹立不倒。
